[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23.05.01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1]。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优势，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融媒体作为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工具，通过建立多元治理主体间耦合互动网络，有助于打破数据壁垒、规范权力运行、引导群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构建民主协商与协调沟通机制，进而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商共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2]。这为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的转变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网络生态[3]。这体现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融媒体是随着媒体融合深入推进所展现的媒体形态，不仅要承担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功能，而且还应该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融媒体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的媒体融合形态，是基于技术发展形成的媒体样式转变，也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媒体技术。有学者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指出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影响原有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流程，并通过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动态调适过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和组织模式，对社会产生新的影响[4]，进而形成新的社会规则、社会结构、社会资源和新的行为模式[5]。因此，融媒体的出现将改变传统的人际信息交换和沟通方式，形成新的人际信息交换和沟通方式。在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过程中，这种对人际信息交换管理和模式的改变也深刻地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方法。鉴于此，探索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体系构建，对于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进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渊源与依据：融媒体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产生社会影响 索勒·普尔最早提出“传播形态融合”即“媒介融合”这一概念，并将其描述为“一个偶然的过程，源于不同的技术、地域和环境因素的组合，行动者们可能会沿着岔开的道路而行”[6]。在他看来，“各种媒介的发展呈现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共存共进的演进过程呈现了媒介融合的形态。媒介融合是媒体发展特定阶段的话语，凭借其媒介载体功能和信息技术优势，推进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进而形成媒介融合最新实践形态——融媒体。融媒体将传统媒体内容优势和新兴媒体在传播、技术层面的优势有机结合，促进二者在传播方式、信息资源、机制体制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7]。在此基础上，融媒体将人力、内容、宣传、平台等进行全面整合，形成“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新型媒体。 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作为技术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通过对技术在信息中应用的全新解释和新型组织模式的构建，论述了新的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新的影响[8]。融媒体的出现实质上是信息领域的调适性结构化理论的真实现象，它通过改变传统的信息交互方式，带动新的去中心化信息分配和转化模式，从而产生全新的社会关系和治理模式，形成多元化渠道、汇聚各方的治理资源以及公开透明的秩序空间，重塑了新的社会业态运行规则以及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视域下融媒体参与本质是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方法融入媒体发展，进而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场域的过程。融媒体在基层社会治理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其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功能日益凸显。有学者论述了媒介的双重功能，包括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以媒介监督形式参与治理活动的功能，以及构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平台和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功能[9]。而融媒体本质是通过信息传播生态的再造，强调社会的汇聚与复合，缓解当前社会“疏离之症”[10]。部分学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发挥了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建设和党的新闻舆论引导效果[11]。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社会多功能的转化口与“适配器”，成为基层治理信息流动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12]，其核心功能定位为舆论引导和公共服务[13]。既有研究表明，融媒体不仅要承担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功能，还要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以便更好地链接资源、服务群众、满足群众需求。基层社会治理在发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强调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多方有效协同，需要在融媒体这一新的场域形态下，以平台为载体和介质，淡化行政体制刚性界限，实现社会协同和多元主体的平台参与。因此，融媒体因其媒体融合的特质以及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位置，成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和平台。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基层社区在推进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仍局限于融媒体自身功能属性，未能真正发挥融媒体在资源、内容和基础数据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协同治理框架体系。加强对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研究，是进一步驱动和强化融媒体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与关键。因此，本文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拟采用“过程—影响”理论框架，从融媒体与社会的调适过程和融媒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建构基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的生态体系，为加快推动融媒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布局和作用发挥提供有益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