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3)04-0091-17 国民党退台后的“反攻”议题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①历来关注者不乏其人。关于1962年“反攻”议题的发酵，以往研究虽然也关注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差异，却往往只将目光投诸于“反攻”本身。在较为单一的叙事语境中，研究者往往看到蒋介石在1962年推动“反攻”是其利用有利的两岸形势而采取的“主动”之举，而多多少少忽略了这个事件中的“被动”之态。片面强调蒋介石对美国的“死缠硬磨”，②忽视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以及对台湾方面一定限度内的“纵容”，不利于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 一、准备“反攻”的“被动性”因素 19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对美国而言是应对失据的不愉快经历。为长期压制蒋介石试图对大陆进行挑衅的心理，不再以“好战的”“内战幸存者”的姿态出现，不再给美国添麻烦，③1958年10月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赴台，压迫蒋介石同其发表联合公报，声明台湾当局认为，恢复大陆人民的“自由”，“基础是中国人民的人心，而胜利地实现这个使命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非凭藉武力”。④ 在此之后，负责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报告的运营协调委员会(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⑤对台湾进行了调查，认为尽管蒋介石政府仍然希望回归大陆，但它正在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在这个报告中，包含了一个综合计划，目的为使台湾当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监护人和领导者”。1957年10月美国在NSC5723中首次出现将台湾当局“视为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监护人”的设想。⑥1960年5月，运营协调委员会审查了这个文件，并做出结论。通过塑造传统文化“守护者”的形象从而对海外华侨产生吸引力，这一美国国安政策被传达给台湾当局。几年后在其它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下，台湾当局发起了持续数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当然，这种将“反攻”精神化并引至“守护文化”的做法并不能得到美国国安部门所有人的认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George V.Allen)认为，为了获得远东的尊重，台湾不应把自己描绘成“过去的守护者”，而应是“未来的活跃领导者”，特别是“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力领导者”。他认为蒋介石应该像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那样，在奥斯曼帝国崩解后，带领土耳其国民运动在安卡拉组建独立政府，“向前看而不是回头”。⑦不管是美国人口中的“守护文化”还是“向前看”，都是希望蒋介石忘掉“该忘的部分”，追求“精神反攻”或“走向独立”。在1960年前后，这是美国国安相关部门对台湾走向的两个期望。 1960年前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势头转弱。1960年11月，主张修正美国对华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当选总统，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改变迹象。 1950年代，美国凭借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使联合国大会年年通过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缓议案，以“暂不讨论”程序的策略，代替对实质内容的考虑。从1960年起，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浪潮，联合国大会的形势发生变化，绝对主导权不再掌握在美国手上。1962年，联合国大会连续第七年以56比42票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但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主张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到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认为在联合国的“缓议”策略已经“用尽”，有意改弦更张。1961年3月14日，美英代表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国务卿指出，用“缓议”即简单多数票的方法已无法继续奏效。如果这个问题在程序性投票中得到解决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保留一个席位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责任就在他们。⑧ 3月10日，美国国务院顾问(George Crews McGhee)在给国务卿腊斯克(Dovid Dean Rusk)的备忘录中称，美国应该寻求在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中建立新基础，美国应该支持台湾，而不是他们的“大陆野心”，继续追求这些“野心”将危及台湾当局和美国本身的基础。备忘录提出，台湾的最佳政治和军事防御将要求台湾当局继续在联合国派驻代表；在“自由世界”中形成共识，即“台湾人民有权独立于大陆存在”；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应在美国的盟友中进行宣传。⑨另外有一些顾问则赞成使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大会而将国民党当局保留在安理会。⑩ 美国打算务实地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好了迎接联合国内有关“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讨论的准备，甚至有意在西方世界渗透推广“台湾有权独立”的认识，为将来台湾的“独立”可能奠定思想基础。这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警觉。在腊斯克向“驻美大使”叶公超试探“两个中国”的可能性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对华政策先要求我在联合国演成两个中国，然后再演台湾独立国际化，而其明言我政府只能为台湾地区之政权，放弃大陆之主权为我保存联合国席位之条件。可痛可耻，无以复加，美国外交之愚蠢卑劣一至于此，更令人不能不绝望而下定自动反攻大陆之决心”。美国政客关于“中国代表权”和台湾主权地位的妄言令蒋介石感到好笑，他感叹，美国国务卿“不知我反攻大陆，光复中华主权之重要目标甚于其他一切之地位也”，与之相比，“联合国资格”又算得了什么。(11)这一天，驻台“大使”庄莱德(Everett F.Drumright)给国务院发去一封电报，指出来到台湾三年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国民党高层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寻找摆脱中国僵局的出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国民党当局为此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自己。由于对“两个中国”意涵的深恶痛绝，国民党最不愿意提出或讨论暗示“两个中国”的替代方案，不管以任何方式。(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