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前后国民党军队营养状况与军事营养学的发展

       深挚感谢匿名审查人专业且精辟的指教与提示，不足之处仍当由本人自负文责。

       现代营养学研究约在1900-1910年引入中国，尔后逐渐在1930年代中期达到第一次研究与推广高峰。中国现代营养学在30年代的盛行，或与国民政府急于推进其公共卫生教育与社会福利系统现代化，力求改善工人阶级健康条件、加快都市地区工业化有关。然而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夕，此等推广和运用现代营养学知识的努力，尚仅及于部分中国沿海经济条件较佳之都会，此后，更因战火熏燎及社会动荡而告中辍。随着抗战加炽、中美同盟关系结成，美国的医疗援助物资包含营养品等，沿滇缅战区运补路线输入偏远的西南大后方，刺激军事营养学之应用与发展。此时其目的已转变为增进士兵健康，以维持中国之战力并配合美方战事需求。二战结束不久，国共内战旋即燎原，抗战以来之军事营养学发展不免中辍。

       受限于研究材料，本文仅以1940年代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大后方之兵食议论与军事营养学研究为观察点，管窥现代营养学研究与推广如何影响、建构国民政府对于战争的准备，改善现代士兵的健康条件。本文将聚焦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是如何推广及应用以生物化学(biochemistry)为基础的现代营养学知识于士兵体质改善，并将其视为备战的工具。然而，早期营养学在中国的推广并非以赢得战争为首要目的，而是投射了建设富裕国家之殷殷期盼。战前对于“富国强兵”的期待，遂在本文界定之太平洋战争前后产生了诸多有趣也值得深思的论述与观点。事实上，这些论述在当时早已溢出营养学的科学基调，涉及更多有关中国饮食传统、战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相应之政治控制与现代国家建构的想象。

       一 一般营养学与军事营养学在中国之发展

       早期现代饮食营养的相关研究，始于受到西方资助或影响而在中国设立的大学，①其研究重心之一是华人膳食调查及其营养素(nutriment)分析。举例来说，齐鲁大学医学教授William H.Adolph于1913年发表之《山东的膳食调查》②和1925年发表的《华北膳食研究》③均属此类。彼时任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的吴宪与其同事，也进行过类似之北京城郊农民膳食与营养素的调查。④民国初期的这些营养学研究常把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与纤维等通称为营养素，并与消化生理学范畴之人体消化力一并进行观察与思考。⑤1920年代中国营养学研究比较关注一般膳食之调查，还看不太出国家有发展总体营养政策之现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普遍认为，营养学知识与应用有助于改善劳工大众的健康状况，进而有助于实现经济工业化甚至国家富强的目标。⑥此观点恰恰契合中国社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把营养学视为一门改善国民体质的科学。1930年代有关中国人营养与膳食调查等多数研究，就已明确表示希望能透过健康饮食与营养调整改良中国人的体质。作为当时引入中国的新学问，这些早期营养学研究中常以英文constitution或physique对译中文之“体质”一词，表明当时医学界仍深受体质生理学之影响。为了实现以现代营养学改善国民体质的理想，国民政府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并据之制定中国人最低营养需求标准，⑦于1938年公布《中国民众最低营养需要》一文供各界参考，期望作为国人每日膳食摄取最低营养需求之标准。⑧除全国性努力外，在经济开发与工业化发展较佳之城市，如上海市，于1930年即委托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以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和工人健康为名，调查上海人的每日膳食状况。⑨尔后，上海市政府更与晚近成立之雷士德医学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合作，委请侯祥川⑩及其团队进行童工膳食营养之调查与改善研究，目标在于透过营养投入及早降低成年后之脚气病罹患率。(11)其目的在于保障童工健康以增强其劳动生产力，进而使其成长为健康之成年劳工，若能成功将有助于中国工业化。这些全面抗战之前的膳食调查与研究，几乎忽略了当时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比起城市居民来说，他们不仅数量更多，而且长期遭受饥饿与营养不良的折磨。(12)

       要言之，到了全面抗战前夕，尽管中国学界在膳食调查与营养研究上有所进展，但多数中国民众实际上所摄取的营养仍是不足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现代营养学研究移往从未受到关注且更为贫困的西南大后方，进而为满足战争需要形成一套理论，甚至影响到1950年代后的台湾地区。

       淞沪会战爆发后的1938年底，一支由圣约翰大学等上海地区高校所人员组成的队伍抵达云南省会昆明，侯祥川也在这支队伍之中。对于侯祥川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前往昆明意味着现代营养学西进至原本难以触及的远方。对于这样的学者与知识移动现象，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傅家倩(Jia-Chen Fu)认为，多方都在进行的战时流亡学生营养调查研究，反映出来的正是当时中国营养学研究人员与知识流动的现象。从她的研究可知，离沪的营养学家们成功地在西南大后方让“营养学”脱离传统食补或膏粱厚味的庶民饮食观念，而成为一种有助于国民体质改良的现代医学专业。除了饮膳知识的转变外，傅家倩还进一步指出，受过西方营养学训练的医师与其团队中的女性社会工作人员把营养学的生物医学知识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西南大后方创造了一个新形态的社会行动力(social activism)；如此一来，既灌输了西方“食物即能量”(food-as-fuel)的概念，也为中国民众在寻求新式社会福利救济时，置入“营养、健康”此一思考要素。(13)傅家倩的研究，细腻地呈现了抗战军兴之初，民间营养学知识与学者和大后方社会之结合；但对于军事营养学的发展则罕有着墨。只是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尤其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而言，军事营养学的开展不仅仅有赖于全面抗战前经验的延续，更是立足于现代化抗战军力与战场上的现实需要。只是，在中美联合军事行动展开之前，中国兵食问题与军事营养学的关联性还无从建构起来。尽管政府对于士兵饮食之差已有所闻，但可能是延续之前的思路所致，(14)直到1942年前，国内多数关于营养学的讨论仍以难民或难童的营养问题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