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3)05-0154-14 中央与地方政争频仍，央地关系不睦，是民国难以疗愈的政治顽疾。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国民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地方实力派却继之而起。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共同形塑兼具统一与独立表象的复杂政治格局。中央与地方共尊国民党党统，共奉民国正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有合作；同时在行政、军事等关键领域，地方又有相当的独立性。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央与西南①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而1933年底爆发的福建事变则突出反映两者矛盾。福建政变局势与西南政局、民国时局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与西南方面的政治互动，与福建事变的兴衰起落有莫大关联。深入研究福建事变，是管窥民国政治结构的重要途径，而理解福建事变，也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央与西南复杂互动的框架中。 既有对于福建事变的研究，多依托十九路军和西南方面的材料，侧重描述地方实力派反蒋的过程。②专题论文则从不同侧面推进福建事变的研究。肖自立从时局、派系以及个人的角度，分析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程，指出抗日、“剿共”与反蒋势力的助推是十九路军转变态度的重要因素。③陈红民、罗敏则以胡汉民方面的材料为基础，考察西南方面在事变前后的应对及中央与西南关系。④王宏松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材料，考察蒋介石对福建事变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应对，但对蒋介石拉拢地方实力派的行为有所回护，且没有进一步思考福建事变的深层意义。⑤黄镔重点关注日方对福建事变的介入，以及国民政府的应对。⑥以上研究均对本文有所启发。不过蒋介石处理事变的路径选择，以及事变速溃的结构性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从政治格局和政治机制的角度，讨论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势力的复杂互动以及中央地方关系，尚有一定的开拓空间。⑦ 本文拟以台北“国史馆”相关档案，蒋介石日记，日本、英国、美国外交文件及各方相关材料为基础，梳理福建事变的缘起、酝酿、爆发与收束各阶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地方实力派的往来互动，以宁粤关系为切入，探讨中央与西南关系对福建事变的影响，进而深化对央地关系的认识，反思1930年代初的民国政局。 一 十九路军入闽与西南势力整合 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成长为地方势力，是福建事变的远因。围绕入闽问题，蒋介石与十九路军、西南等势力所展开的政治较量，恰与此后事态的发展相照应。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十九路军隔阂日深。⑧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不服帅令大为不满，批评十九路军的领袖陈铭枢“愚庸”“奸鬼”，称其接近第三党之举为“陈炯明第二”，后悔自己识人无方。⑨陈铭枢也曾对陈公博坦言，担心蒋会把十九路军一夜间全部解决。陈公博安慰道：“十九路军是有功于国家的，蒋先生敢冒这大不韪吗?”陈铭枢反问，“蒋先生什么做不到?”⑩陈与蒋互信已失，不安其位。(11)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卫戍京沪，包围十九路军，迫使十九路军自寻出路。 受当事人回忆影响，十九路军调闽问题一度众说纷纭。李宗仁的“一石二鸟”说是其中典型：“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兵入闽，实系一阴谋”。(12)实际上，调闽动议出自十九路军，而非蒋介石。蔡廷锴回忆，1932年5月间，蒋想将十九路军分派到皖、鄂、赣三地，经陈铭枢等力争，改为调闽。(13)蒋介石把陈济棠撤换张惠长航空署之职，与十九路军请求调闽相联系，认为系陈铭枢“急求赴闽报复”陈济棠之举，“此等小孩作法，何能成事，可笑亦可痛也”。(14)可见，十九路军调闽实为蒋方与十九路军妥协结果。 陈铭枢与陈济棠同属粤系，但关系紧张。蒋介石担心十九路军入闽后，“恐广东方面从此多事”，(15)所以暂未应允。当时，蒋介石已有“统北缓南”之策，又以“剿共”为南方之重，故对陈济棠极力拉拢，促其合作。(16)蒋介石坦承顾虑：“一、是否引起广东内部冲突，二、是否阻碍‘剿匪’进行。此二点皆于中央与地方有大不利也。如果无此顾虑，倘真如能晓此义，则可准予下令使彼赴闽也。”(17) 另一方面，十九路军与西南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蒋介石观察，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黄绍竑“急欲十九路赴闽，其势似不可阻止”。蒋已有意“听其自决”，但担心陈铭枢反叛，故电询陈诚、何应钦意见。(18)陈诚判断，陈铭枢离开中央，“决无能为也”。(19)蒋仍不安心，再次征求陈济棠意见，得到“但求中央有强力部队来闽会剿”，“若能派十九路军更佳”的回应。(20)得各方满意答复后，蒋介石乃于1932年5月18日召见陈铭枢等人，允十九路军赴闽。(21)蒋介石并非无意牵制粤闽，但这不是调十九路军入闽的初衷。实际情况与“一石二鸟”的阴谋说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