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代中国文化观看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转型 张海鹏 张海鹏，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就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阐述，集中提出了创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我把这篇讲话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中国文化观，简略一点可以称为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 一、对总书记讲话的领会 讲话首先论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五个特性，即历史悠久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有了五个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这个论述的基础上，讲话提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在今天尤其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契合性，契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是两个结合。“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要深刻认识到，“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有了主体性就有了文化自信，国家认同就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讲话的第三部分是更好担负起文化使命，发展、创造新时代中国的新文化。这是这篇讲话的重点及其鲜明的时代意义。总书记一口气说了15个强调坚持，即强调坚持党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强调坚持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强调坚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及强调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我认为，这里提出的15个强调坚持，就是这次讲话的鲜明的时代意义，就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的内容，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文明、现代文化强国的指向。 以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特性、两个结合所产生的文化新形态，以及建设现代文明强国讲话，通篇逻辑严谨，步步深入，说理性深，说服力强，是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发展全新的论断，是对中国文化观系统的阐述，是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在文化领域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规律性的认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时代意义极强，需要我们不断深入领会，学术界、文化界要把这次讲话精神贯彻到学科建设中去，贯彻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去。 我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感觉犹如黄钟大吕，震撼良深，启发多多。 二、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符合总体中国文化观 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内涵极为丰富，我谨就中国悠久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文化突出的创新性，结合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转型谈一点个人体会。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是连续性的，从未中断；中华文明又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确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特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追求日新、日日新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周代商后，周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周行分封制，造成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纷争和战乱。孔子说“吾从周”，所从的是周的礼制，意思是遵从周代开创的礼制文化，以此阻止礼崩乐坏，反映他希望维护周的统一。秦扫六合，统一全国，实行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地方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令黔首自实田”，使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得以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国家统一实现了，国家制度创新了，社会前进了。这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典型表现。“汉承秦制”，西汉、东汉400多年，基本上沿袭秦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有一些具体制度的改革，“文景之治”，与民休息，造成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最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尊崇儒术，儒家学说成为长期主导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隋唐时期300多年，社会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皇帝制度不变，中央政府形成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治体制。在人才制度上有了重大改革，以科举制取代了汉以后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度。科举制是选拔人才上的重大进步，使出身中下层的士人可以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次重大的文教体制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