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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福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举行了三次演讲，这三次演讲主题均涉及医学和医院的历史发展和实践。这三次讲座上面衔接《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下面衔接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必须保卫社会》，而后者往往被视为福柯晚年生命政治观念诞生的标志。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正好在衔接了身体的祛魅和生命政治诞生两个主题后，以身体作为现代医学知识的对象。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让诞生了以整体的卫生为主要概念的社会医学，取代了之前以个体为中心的健康医学。而在福柯看来，社会医学的诞生不仅意味着身体成为社会规训的对象，且在医生的目光凝视下，人们的身体变成透明的身体，身体的祛魅让身体成为资本主义规训的对象，而规训的身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即工人的身体变成了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一旦身体变成劳动力，无产阶级的身体势必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规训的身体或禁欲的身体，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得以成立的前提，而被排斥在规训身体之外的就是一种被废弃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的出现代表着资本主义最极端的生命政治治理形式，而破除这种生命政治的形式，就必须恢复身体的潜能，重新赋予无产阶级生命—形式。
dans la technologie moderne)。实际上，迄今为止，这三篇海外讲座并没有引起福柯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因为它们似乎与1971年《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中的现代社会的身体规训问题，以及此后在《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安全、领土与人口》(Sécu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生命政治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的生命政治问题，还有1976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vol.1：La volonté de savoir)等，在主题上有着较大的断裂，与之更近似的反而是福柯在1963年撰写的《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问题在于，福柯为什么在撰写《临床医学的诞生》11年之后再次谈到医学问题，而他在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三次讲座都主要研讨医学与现代社会、现代医院的出现，与这个时期福柯最关心的问题(即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之间是否有着直接的关联？换言之，在福柯那里，医院的出现，与福柯所谓的现代主体的诞生之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实际上，在后期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福柯并没有继续探讨近代医学和医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训和生命政治之间的直接联系。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研读这三次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的文本，就会发现，这三篇文章在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简而言之，福柯在三次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中并不是敷衍了事地重复11年前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对临床医学的话语和凝视实践形成的权力关系的探讨，而是要解答这样的问题：现代医学，尤其是关于人体的医学，以及医院的兴起，究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医学和医院在何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生命政治？ 一、祛魅的身体：从临床医学到社会医学 尽管在主题上福柯三次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的文本更接近于他早期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似乎这两次的讨论都在围绕着现代临床医学的出现以及医院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展开，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文本在主题上的类似，就认为福柯的三次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是对《临床医学的诞生》的重复，甚至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福柯对于海外讲座的一种敷衍。如果详细对比《临床医学的诞生》和三次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的文本，不难发现，这两组文本尽管都涉及医学，但是它们服务于根本不同的目的。例如，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强调的是：“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作实证知识的对象。”①简单说明一下，福柯看到了现代临床医学一旦将人类的身体看成一种客观的对象，就会将原先神秘化的身体加以对象化，医学话语也成为一种秩序和原则的话语，将此前玄妙莫测的身体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对象，从而可以加以操作和掌控，控制身体的健康，抵御疾病的侵袭。在这个阶段，福柯重点关注的是，十八世纪以降，临床医学的科学话语与身体秩序的物质之间形成的对应关系，通过这些科学话语，人类的身体变得可读、可观察、可理解、可分析，最终为建立在解剖学实践上的现代西方医学奠定了话语基础。显然，福柯关注的重点不是医学，而是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福柯通过《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他1965年出版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的主题探路，并将医学话语范式作为《词与物》的重要范式保留下来。话语与事物、医学话语与人的身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基本上是福柯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思考问题的基础，即便在后来的《知识考古学》(L' 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福柯仍然以医学话语和人的身体秩序的对应作为其“认识型”(épistémè)概念的实例，例如福柯谈到： 之所以医生在临床医学话语中依次成为最高的和直接的提问者、观看的眼睛、触摸的手指、症状辨认的器官、已经完成的描述的整合点、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乃因为整个关系簇被卷入其中。这些关系包括医院空间(作为一个既是救助，又是纯净的、系统化的观察。同时是局部检验、局部实验的治疗的场所)与人体——正如它被病理解剖学所定义的那样——知觉的整套技术和准则之间的关系；直接观察的范围与已经获得的信息的领域之间的关系；医生作为治疗者的角色、他的教育者角色、他在医学知识传播中的中转者角色与他在社会空间中的公共健康责任人的角色之间的关系。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