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已历百年，时至今日，颇具规模，不唯有研究范式的分殊，且渐成争鸣之势。①不过，学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却也表现出某种学科焦虑：中国政治思想史如何在古今中西相互交错的知识体系内确立自身的研究方位。②有鉴于此，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通过对民国政治学人萧公权的考察，尝试思考和回应上述学科焦虑。因为即便透过今日的学术眼光，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仍具有典范意义。③ 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一主题，学界已有讨论，但现有文字多偏重在整体上提炼出萧氏的治学特色与学术成绩，并确定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文脉上的位置。④据此，本文将聚焦于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政治思想史本为西方政治学的子学科，对留美学人萧公权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换言之，对政治思想史这门西式学问，萧公权如何理解，并赋予其中国内涵呢?此外，以往研究者，倾向于将萧公权与西方学者作比较分析，探寻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西学渊源。本文则较多关注萧公权与同期中国学人的知识互动与比较分析(特别是与梁启超)，通过考察他们的“中国”认知，探讨民国学人如何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确立现代知识方位。 以下本文以萧公权为中心，首先，考察民国学人对中西政治思想之差异，以及中国政治思想之特质的论述；其次，在民国史学研究的知识语境下，重新考察萧氏的治学方法——“历史的方法”；最后，探讨萧公权和梁启超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方位感，特别是在现代政治语境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如何展进。 一、问题的提起：中西对堪 政治思想史为西洋学术体裁，本不见于中国古代著作之林。⑤中西海通，西学东渐，政治思想史作为西方政治学之一部渐次输入禹域，始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此间学者，对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问题格外敏感，时有争论，以致引起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之间的紧张。 彼时欧美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颇为轻视，认为中国的政治思想或者不存在，或者不足观。⑥美国政治思想史名家邓宁(William Dunning)就表示，政治思想为欧洲雅利安人(European Aryan peoples)所独有，“中国人的伦理思想曾有高度的发展，但其政治观念与伦理观念始终没有严格分离”⑦。流风所及，民国政治学界亦有步武西人者。例如，张奚若认为：“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⑧钱端升也主张，“中国几无政治思想可言”，经典古籍虽有政治思想的内容，但多半为著者人生观之阐发，算不得政治思想的专书。⑨中国政治思想既无研究价值，言外之意，作为学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没有成立的必要。 上述观点似是而非，但其影响力之强大，则由张、钱两位重量级中国政治学人的反应，可见一斑。不过，当时对中国政治思想较有信心、对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价值等问题，有不同看法者，亦不乏其人，萧公权就是其中的代表。 为回应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误解和臆断，萧公权郑重地指出：“中国不特自有其政治思想，且其思想亦具有不可否认之价值。其异于欧美者不在价值之高低，而在性质之殊别。”⑩所谓“性质之殊别”是相对于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在于“重实际而不尚玄理”，“多因袭而少创造”。(11)但在价值上，中西政治思想则并无云泥之别。因中国政治思想具有“不少超越时地之政治真理，不独暗合西哲之言，且在今日而仍有实际之意义”(12)。据此，西方学者轻视中国政治思想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认识，不但与西方学者、部分留美政治学人不同，而且与中国本土学人也不完全一致。1920年代初，梁启超已在国内高校正式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其讲义之基调，不唯将中西政治思想等量齐观，且意在提炼出中国政治思想的独到价值。(13)梁氏认为，相比于其他世界文明，中国在宗教、形上学、科学方面虽无特别表现；但就政治思想言，则“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14)。此外，在梁氏看来，中国政治思想不但有其他文明“所莫能逮”的“独到之处”，而且还有“药现代时弊于万一”的实践价值。(15)例如，近代以还，国家主义勃兴于欧美，西人虽蒙其利，但国家主义“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16)。相形之下，中国古代之“天下”观念，实为一种减少冲突、雍容平和的“世界主义”，正可以补救跟随国家主义而来的扰攘与纷乱。(17) 此处，萧公权与梁启超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实有讨论的必要。一方面，与轻视中国政治思想的观点不同，萧、梁两先生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评价又有程度上的差异。萧氏认为，中西政治思想具有同等价值，不过在性质上各具特点。而据梁氏的见解，中国政治思想不但有价值，且比西方政治思想还更有时代价值。因其既为其他文化体“所莫能逮”，且可“药现代时弊”。言下之意，相较于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不但毫无逊色，反过来还可以纾解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 此外，在对中国古代之“天下”与西洋近世之“民族国家”的评价问题上，萧、梁两先生的观点亦大异其趣。梁氏褒扬“天下主义”之和美，批评“国家主义”所引起之纷乱。萧氏则认为，天下观念的政治理想优美高尚，对中国实际政治却有消极影响：其一，养成一种虚骄之政治唯我论；其二，重视文化之同异，忽略族类之界分，致使民族思想发育不良。(18)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虽与西方政治思想具有同等价值，但亦有其内在局限，即“缺乏近代国家观念”(19)。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刊行在先，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在后。任公为发扬中国政治思想之独到，对“天下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得失曾专事比较；萧氏反其道而行，对近代国家观念推崇备至，对古代天下观念则批评尤多，不知是否有意与任公相商榷。至于两位先生的思想差异应如何理解，后文将作详论，此处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