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中国的国家形态问题历来是学界的关注焦点。关于这一论题，西方学界流行以帝国框架解析中国的国家形态。典型如西方当代史学名著《剑桥中国史》系列，将中国历史上各主要朝代均以帝国相称，如汉帝国、唐帝国与清帝国等。然而，这一解释框架存在很大局限。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路有别于西方典型的帝国模式，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为大一统，表现出深刻的政治聚合性与历史连续性。 中国大一统国家源远流长、延续至今，积累了数千年历史经验。关于大一统的探讨，学界目前流行政体论与国家论两种思路。政体论侧重批判专制政治，反思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消极影响，或者探究中央集权积极的政治整合作用；国家论则强调大一统的基要在于高水平的国家整合体系对政治离散化倾向的克治能力。然而，无论是国家论，还是政体论，其共通之处在于偏重政治权力与法定制度，缺乏对大一统不同历史形态的复杂性考量，且对政治系统中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相维估计不足，秩序理论的文明通贯性尚有待阐发。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引入治体论视角，以便更为系统地揭示大一统的复杂机理。一方面，治体论是对政体论的批判性反思。相比西方政体论着眼权力组织与分配，治体论强调在政治原则(治道)、政治主体(治人)与制度方略(治法)等要素及其互动关系中，把握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与关键。①治体论旨在提供一种多维的辩证视角，呈现历史中国在治道统纪、文治政府与礼治秩序等方面的精要。另一方面，治体论构成对国家论的视域延展。国家论虽能揭示国家机制的政治整合作用，但难以深度解析何以历史中国的大一统得以分而复合、深根宁极。本文聚焦西汉这一传统政治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汉政对后世确立典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时，本文以古罗马帝国为参照，②在比较历史视野下探讨大一统的基本特质以及这一模式得以广大悠久的深层机制。 “罗马治下的和平”，抑或“可大可久”? 作为前现代政治的主导模式，帝国在全球各文明区域均曾出现。由于帝国形态各异，因而很难给出完备界定，但可从众多定义中归纳帝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其一，帝国具有超大政治规模。在广阔的疆域中，帝国统辖着多样的族群。其二，政治等级性。帝国由某个政治中心向外辐射，中心与边缘并非平等关系，而是宗主与附属关系。其三，传统帝国多为君主专制，君主依靠家产官僚制与常备军维持专制统治。其四，帝国的不稳定性。西方古代虽不乏追求一统式国家形态的观念与努力，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治道理论与政制支撑，因而难以将境内多民族整合成一个新的政治单位。就此而论，地方分离主义一直是帝国政治的顽疾。其五，军事统治与对外扩张。帝国的兴起伴随着扩张与征服，军事权力在国家权力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扩张主义是帝国根深蒂固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往往基于某种自我认同的意识形态抑或普世性宗教。根据经济基础的差异，帝国可分为农耕型、草原型与工商型；依时代论，帝国可分为传统帝国与现代帝国，前者的基础是军事权力，后者则是资本权力。 西方政治发展主要历经了城邦、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三个阶段。帝国是西方政治传统的重要阶段，而传统帝国以古罗马为典型。随着武力扩张及疆域不断扩大，古罗马共和难以维持超大规模，因而过渡到帝国模式。奥古斯都时期是罗马帝国的奠基阶段。罗马史研究名家塞姆指出，在等级社会结构下，罗马共和表现为寡头政治。屋大维的政治集权虽导致共和衰微，但也终结了军事寡头的割据局面，带来了和平秩序。③就霸权周期而论，帝国盛衰呈现周期特征，而罗马霸权在帝国初期经历了较长的上升阶段。已有研究指出，这一霸业的关键在于帝国对“奥古斯都门槛”的跨越，即由武力扩张到秩序和平的过渡。④屋大维凭借超凡政治能力结束了罗马共和后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元首政治，在巩固元首权威的基础上，完善军队、行省与城市等系列制度，从而为帝国奠定了基础。在罗马帝国初期的二百年，罗马进入繁盛时代，经济、社会、文化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均达到相当的高度，而整个古代西方世界则处于“罗马治下的和平”时代。⑤ 罗马虽然完成了对“奥古斯都门槛”的跨越，但依旧面临困境。实际上，罗马帝国过度依赖皇帝贤能，而在帝国初期未能将元首的个人权威转化为常规制度，导致此后帝国政治极不稳定。罗马皇位继承制度不确定以及文官政治不发达，以至暴君频出，时常发生军队政变与皇权更迭。更为深层的困境是，帝国无法有效整合境内众多差异族群，因而时常出现政治动荡，在政治中心溃败之后，最终四分五裂、再难恢复。罗马帝国的政治困境并非孤例，而是世界历史中帝国模式的共通现象。⑥ 在政治结构方面，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两者均形成君主政治，同为统辖多样族群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均在各自区域政治中居主导地位。鉴于这些相似性，流行研究将古代中国视为帝国，采用帝国范式分析中国政治。这类思路固然便于将中国纳入与其他政治文明的比较分析，却遮蔽了传统中国的诸多非帝国属性。实际上，中国历代政治虽带有帝国色彩，但并非帝国政治。早在20世纪30年代，史学巨擘钱穆即已指出：“(秦汉及以后的传统中国)并不是一大帝国，并非由一地域来征服其他地域而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两个以上不平等之界线与区划……他只是中央与郡县之融成一体，成为一个单一性的国家。”⑦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即已超越帝国，形成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周秦之变以后，这一国家形态得到继承发展。 外交与内政是理解古代中国的非帝国性的两个方面。对外方面，传统中国的主导理念是天下主义，已有研究指出，天下秩序虽以中国为主导，但并非帝国式等级权力体系，更多的是诸多政治权力体系的互动博弈、各取所需的公共秩序。⑧对内方面，中国古代王朝亦非帝国，而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主要包含三个维度：共同体大群生活聚合、中心性政治制度与普遍且有包容性的文教体系等。⑨相比帝国模式，大一统具有更强的政治聚合性，表现出深刻的历史连续性。中国古代虽历经朝代更迭，但始终能够分久必合，政治共同体不断发展扩大。大一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共同体的“可大可久”。⑩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华文明(而不仅是单一的中国朝代)拥有超常的持久性，这是罗马帝国文明所缺乏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