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23)02-0049-09 DOI：10.13977/j.cnki.lnxk.2023.02.009 一、引言 20世纪“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随之转轨资本主义制度，据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占据了“制度优势”，也随之成为标榜“正义”“民主”“自由”“文明”象征的国度。然而，随着西方国家“权力”运行中不断恃强凌弱，缺乏权力运行的韧性，对内选举搞“金主”政治、肆意碾压民意，对外交流搞“霸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西方国家也由此在国内国际的纷繁事务中渐行失据，逐步陷入了“自由民主危机”的泥潭[1]。其背后的原因是西方国家权力运行缺乏“济弱的正义”，对“富人”利益的优先性保护与对“穷人”救助的选择性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等结构性问题。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46岁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一白人警察“膝盖锁喉”致死；次日，当地大批人士上街示威抗议；27日，抗议活动演化为骚乱，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一周的时间，美国即有75个城市的人民加入了抗议队伍，反对“种族歧视”“暴力执法”“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2]。表面上看，弗洛伊德事件犹如导火索点燃了美国民众压抑已久的不满和愤怒，揭开了美国社会的多重顽疾[3]。实质上看，这是美国社会底层对于“社会不公”的另类控诉，用激烈的“街头政治”或“弱者的武器批判”来施压美国政府和执政党，迫使他们运行国家权力时做出改变或妥协，让美国的城市社会底层或城市边缘群体能够获得“公正的对待”或“平等的保护”。但是，在美国政治管控的实践上，时任执政党的共和党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对群众的“街头政治”妥协，反而使得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死灰复燃，动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践踏美国人民游行示威的“政治自由”，使得极端反共反人权的右翼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浪潮和政治镇压运动持续上演，权力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陷入了“民主的危机”[4]。 人们不禁反思，当代民主国家的权力运行为什么会“陷入危机”?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权力会难以实现其合法性的再生产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似乎必须回到权力、正义与秩序本身来正根求解。纵观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经验，追求平等、公正的待遇一直是各国人民所认同的政治价值选择。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无法放弃“追求正义”的权利，甚至为了“自由”和“正义”，人们会用“生命”同滥用国家权力的腐败做“抗争”，去捍卫“社会公正”的诉求。而民主国家的权力不与人民为敌的最友好方式莫过于权力运行中保持一定的韧性，主动维护人民对于正义和现实物质利益分配公正的需求。这种权力运行的“韧性”及可持续性与人民对于正义追求的完美契合点在于从国家权力治下的社会短板入手——救济或帮扶社会底层的弱者。从民主国家的公民阶序来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社会上层掌控着国家权力并为自身服务，能够有效捍卫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白领、技术蓝领、一般企业雇主等社会中层能够获得维持相对“体面”生活的经济汲取，也能通过制度内渠道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事城市剩余工作的工人、失业者、低收入者等社会底层难以通过制度内渠道维护自身的利益，已然构成国家权力治下的“社会短板”，而“救济”“帮扶”这一社会底层群体或城市边缘群体也就构成了民主国家权力运行的韧性——“济弱的正义”。 二、权力济弱的可能性与有秩序的现代民主政治环境 权力的济弱性是当代民主国家权力有韧性地运行、降低社会风险、防止底层暴动和政权被颠覆的重要路径。然而，权力济弱的发生也必须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事实上，当代民主国家权力的运行一直遵循着“两个优先”定律，一个“优先”是权力对于掌握权力者和社会精英的服务往往具有价值优先性，而任何掌权者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自身的既得利益，他们会牢牢地把握着权力，用制度化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个“优先”是在非常态化的失序政治环境中，掌权者会优先放弃社会弱者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撕破权力最后的“遮羞布”，摒弃“权力济弱的正义”。正因如此，权力能够维护“城市社会底层”“城市边缘群体”的利益，彰显“济弱的正义”，极有可能发生在有秩序的当代民主政治环境当中。 一方面，当代非民主政治环境中，权力极容易被滥用，从而难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城市边缘群体的合法利益，比如封建专制社会、军人专政社会等。以埃及为例，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纳赛尔军政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成立了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自此，埃及政权时有动荡，军人专政的影子不离身。2011年，北非突尼斯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对现实感到失望、对前途感到渺茫，引发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上层腐败的不满，以游行示威推倒了政权。该政变被人们称为“茉莉花革命”。受此影响，埃及也爆发了“争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民众大游行，其民众运动导致穆巴拉克下台，军方再次干政，流血冲突不断，执掌权力的人和组织正手高举“正义大旗”，反手对民众滥用权力。在埃及这种非现代民主政治环境中，权力不能为民所用，也就难以保护人民的利益，更不用说城市边缘人群的利益。有学者曾研究埃及首都开罗的城市边缘群体的生活现状，他们发现在动荡的格局下，开罗的城市边缘群体日子并不好过。由于是从农村迁移城市谋生的社会底层，其工作和收入的边缘化导致他们不具备借贷资格，在动荡格局发生“通货膨胀”时，社会精英或掌权的人大发“国难财”，使得通货膨胀基本上是“劫穷济富”，即“抢穷人的钱，补贴给富人”。城市边缘群体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绝对剥夺感”，有着强烈的反映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的愿望，但又缺乏有效的诉求回应渠道，从而使得社会冲突和动荡不断[5]。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发现，社会底层渴望分配公正和平等就像渴望得到“自由”一样，而不公正的分配制度更加使得城市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生活难以为继，权力也不再具有任何“济弱”的可能性和正义，从而使得法国“这场彻底的革命难以避免了，它必然使得旧制度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6]201。而且，“依靠奴役群众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这是统治阶级的理想”，但“法兰西将因喜爱这个理想而亡国”[7]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