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23)02-088-009 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关系史可视为一部大国间权力此消彼长，不断出现转移的历史。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结果，不仅有利于理解国际关系史的演进，还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理性把握当今中美权力转移的发展进程。鉴于现实主义一直是研究该主题的主要理论范式，本文选取了其内部的霸权转移论、均势论、权力转移论以及领导长周期论作为分析样本，比较和反思四种理论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原因、机制、结果的理论阐释，以期提升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相关问题的理论理解。 一、四种视角下的大国权力转移理论阐释 吉尔平系统地提出了霸权转移论，详细讨论了之前被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忽视的大国间权力转移问题。鉴于均势是一项古老的政治实践，因此“研究国际社会现实的(均势)理论家也自然地把平衡作为核心概念”①来探究大国间权力转移现象。权力转移论以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满意度作为核心概念专门研究了大国间权力转移现象。领导长周期论则从过去五百年大国互动的纵深出发，探讨了大国权力转移的规律性现象。 (一)霸权转移论 吉尔平是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一定时期内国际体系中会存在一个在军事、经济和科技权力上处于超群地位的霸权国，其会利用自身权力和威望创建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主要体现为调节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战争等领域的互动规则。霸权国之所以会创造国际秩序，是因为“尽管这种秩序给所有行为者的行为设定了各种约束，但是，为这秩序所奖惩的各个行为者却只符合该秩序中权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②。在霸权国创建国际秩序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不存在有足够实力从根本上挑战它的国家，因此国际体系将处于均衡状态，国家间战争的爆发频率也会比较低。当然，在吉尔平看来，均衡不等于静止。来源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压力有时也会促使国家借助谈判甚至战争等手段寻求国际秩序的变革，如经济交往规则的改变、领土归属的变化，但这种变迁能够在秩序内消化而不对秩序构成革命。 霸权转移理论认为，在发展环境、国内、国际三种因素作用下，大国间权力增长会发生不平衡并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权力转移。在发展环境因素上，崛起国在技术、军事、经济三个层面会经历快速发展，霸权国则在这三个方面会受到收益递减规律限制导致自身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衰退。以经济为例，一国经济的发展曲线呈S状。开始时，经济发展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以农业为主，发展速度甚至为零；接着国家会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发展速度提升、经济实力增长；最后国家经济将进入成熟期，发展速度趋于平缓，以服务业为主。在权力转移时期，崛起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霸权国的经济则因处在成熟的第三阶段而会被崛起国追赶甚至超越。在国内因素上，崛起国不仅合理处理了防务、消费、投资三者间的关系，而且国内制度也充满活力、能够实现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的统一；相反，霸权国却面临困境，不但因高昂的防务和消费开支压低了投资支出而损害了经济财富的再生产能力，而且国内制度还因受到腐败和民众犬儒心理的侵蚀导致国家革新能力萎缩甚至消失。在国际层面，权力转移主要表现为技术扩散所引发的崛起国的“后发优势”。上文提及的霸权国的创建的符合自身特殊利益的国际秩序，开始时会为霸权国提供不对称的特殊利益，但也会向其他成员扩散霸权国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经验，最终“凭借较低的成本、未开发的资源以及相同的技术，落后社会往往能够在经济或军事上击败更加富足的先进社会”③。 霸权转移论认为，随着权力转移的发生，“它(崛起国)变革国际体系的成本下降，从而也就改变了国家是否想变革该国际体系的动机”④。最终崛起国会追求国际秩序的变革直到变革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利益为止。面对权力转移，霸权国可以选择削弱崛起国以消除霸权护持成本增加的原因、建立新的防线以压低秩序维护成本或减少国际义务来应付。但在吉尔平看来，这些方法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削弱崛起国可能最终使自己失败，建立低成本防线可能会面临更高的维护成本，减少国际义务则可能会使自身沦落得一文不值。当然，霸权国还可以通过提高国内税、要求他国承担更多秩序维护费用，或提高已有资源的使用效率来提升自身权力以应对崛起国的秩序变革要求，但吉尔平认为这些方法也不太会取得成功。因为，随着国内制度的腐化和国内民众的犬儒心理，借增税和变革制度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方法会面临强大阻力，过分逼迫他国增加秩序维护费用则反而可能会激起反抗。因此，霸权转移论指出，正是霸权国在降低秩序维护成本和提高自身权力努力上的失败，使得霸权国与崛起国在权力和国际秩序影响力的重新匹配上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只有通过霸权战争才能解决权力转移导致的体系失衡问题。 在吉尔平看来，“强度、规模和持续时间”使霸权战争成为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它的参战者包括了体系中的霸权国和崛起国；它的战争目标涉及体系的统治和本质；它的战争手段是无限制的。他认为，不确定性主宰着霸权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各种设想不到的后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果是希腊国际体系外的马其顿王国的崛起，一战的后果则是国际体系的缺失。尽管承认了战争的不确定性，但吉尔平还是把霸权战争作为国际体系转变的功能性手段，因为它“改变了这一体系，以适应新的国际权力分配；它带来了对该体系基本组成部分的重新安排……导致了体系中国家间领土的重新分配、国际体系新规则、国际分工的修正”。当然，“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成长、扩散直至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着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这种周期已经并且还会继续下去”⑤。 (二)均势论 该理论将国家权力视作复杂的构成物。首先，国家权力不是绝对的，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示自身权力的相对大小。其次，国家权力不是单一的，是由多种权力要素综合组成。摩根索按主观性从低到高的顺序，把国家权力分解成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和政府素质九个要素；沃尔兹把“国家权力”视为一国在人口、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所得分的综合实力。最后，国家权力不是静止的，它的构成要素会发生变化，导致国家间相对权力的改变，从而引发国家间权力转移。在该理论看来，国家间权力对比就像河流一样，会有彼此的丰水期和枯水期，那种把国家间权力对比视为静止的观点只是一种为了获得内心虚幻的安全而忽视现实政治变化的盲目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