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23)02-0024-09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制，为什么是一种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的培训体制，而不是独立的知识生产体制，这是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回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社会政治因果分析，即讨论分析变量的关系及其意义；一种是历史过程的记叙，即它“如何”以政治教育的培训体制为中心，从组织建制的维度讨论其发源过程。本文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建构，深受近代欧美传统、20世纪上半叶苏联传统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传统的影响，而在以学校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制上，苏联影响更大。本文旨在通过回溯根据地时期干部政治教育的苏联传统，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教育建制、知识结构与知识传播机制的发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中国对西方的整体迷境，苏维埃俄国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学习对象，革命政党取代传统官僚士大夫、读书人成为中国国家转型的权力中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政党国家底色。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分流，国民政府转向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传统的影响下，探索中国社会革命的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体制。苏联传统经由根据地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 中国政治学学科建制的独特性来自于中国革命的独特实践，它既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探索结果，也是欧风美雨、苏联传统的影响结果。追溯中共根据地时期干部政治教育的根源，探寻苏联传统与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承继关系，能够为新中国政治学的教育体制变革及其政治知识生产机制提供历史的解释。 一、“到俄国去”：革命政治教育的源头 近代中国的留学浪潮始自晚清，1872年清廷正式向美国派出官费留学生，自此拉开近代官派留学的序幕[1](P7-8)。清廷官派留学有洋务运动的背景，“中体西用”之下的留学取向多为技术类专业。随后，民间留学大盛，纯为学术与救国救民者皆有。“五四”之际，“运动”风生水起，“到俄国去”成为新革命者的旗帜。 (一)留俄(苏)浪潮 晚清留俄教育大致经历了随使游历、学习翻译、住馆肄业和学堂留学四个阶段[2](P5)。受限于沙俄教育水平和清廷对留俄教育的重视程度，晚清留俄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较为有限。俄国十月革命的到来使得留俄学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以刘绍周为代表的留俄学生发现华工在当地备受欺凌，成立了华侨群体“中华旅俄联合会”，帮助转移和救济在俄中国工人。十月革命后，该组织更名为“中国工人联合会”，会长刘绍周不仅受邀参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还作为中国代表进行发言[3](P76-78)。1920年刘绍周在满洲里与正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晨报》驻俄记者瞿秋白相遇，刘绍周向瞿秋白详细介绍了俄国现状[4](P52-53)。次年，东方大学“中国班”正式开课，瞿秋白受邀担任课程翻译[5](P61)，二人的这次相遇也象征着新旧时代留学苏俄的交替。 “五四运动”前后，苏俄方面曾两次向中国政府发表宣言，希望废除沙皇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友好关系，这一举动无疑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好感和欢迎。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达对苏俄善意的感谢，称此举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6](P82-91)，国内就此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浪潮。1920年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人被委派筹办湖南俄罗斯研究会[7](P70-73)，系统介绍俄国革命情况，并讨论发行俄罗斯研究丛刊。此后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学生前往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语，并由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每周讲解一次马列主义[8](P6)，上海外国语学社也成为当时重要的留俄学生输送地。此外，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帮助下，北京蒙藏学校革命青年开始观看苏联纪录片，创办进步杂志，广泛学习马列主义，最终培养了乌兰夫、云润等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前往苏俄学习[9](P59-75)。上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客观上起到了留苏预备学校的功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热战，使俄国十月革命备受国人关注，马克思主义与苏维埃俄国成为救治弊病的“政治药方”。青年学生群体中开始弥漫着一股留学苏俄的风潮，甚至认为只有“到俄国去”才能改变国家的现状[8](P5)。早期苏俄留学条件极为艰苦，不但前往苏俄的行程中要躲避日本人和白匪的搜查，而且乘坐通往莫斯科的火车还会遭到白匪袭击，时常需要下车搬运木柴或修路才能继续通行[8](P8-10)。但即使环境如此恶劣，仍然不能阻止留俄精英的求学决心，“以俄为师”成为革命家继日本之后的又一选择。 (二)苏俄(苏联)的中国干部培训学校 苏联的政治教育发源自俄国革命战争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向工人阶级传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苏俄方面尝试通过密集建构的政治符号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以此凝聚社会共识，逐步形成了一套面向全国的政治教育体系。在推行政治教育的众多场域之中，学校是最重要的载体，而干部培训学校更是重中之重。故而面对留苏精英，苏俄更倾向于借助干部培训学校政治教育的形式，将其经验加以传授。 苏俄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创办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追溯到俄国革命时期。当时许多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华侨和华工参与到俄国革命战争中，仅1918年苏俄红军的中国营就超过1800人[6](P1-3)。为更好地组织和动员这批人，东方战线第五军的国际团开办了专门培养连级干部的学校，之后该部队与西伯利亚军区政治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国际党校”又专设中国班，向参与学员传授马列主义知识[10](P112)。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提出苏俄和共产国际应当确保东方革命者能够得到系统的理论教育[10](P112)，1921年俄共(布)决定成立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院校[10](P111-112)，这就是后来的东方大学①，并设立“中国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