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抗美援朝书写洋溢着少见的清新与明朗，却也成为他搁笔半生、身心受难的前奏。在青年路翎的生命中，“例外状态”的战争渗透进日常，国统区的诸种怪象使其常有灰色之感。新中国成立后，他辗转南京、北京从事小说和话剧创作，屡遭批判与阻碍。直至他抵达朝鲜战场，前线的“敌我之分极其鲜明”①，敌人迫近的威胁促发了第三世界的强烈友爱，身处其间的路翎“虽说还残留着一些他以前创作的痕迹，但内在精神却已经焕然一新”②。那么，“新”在何处？“新”的契机又在何处？更幽微难辨的是，路翎始终力图在革命中包纳“个性解放”的精神任务，他开辟的新路毋宁说是从旧我中挣扎出来的，旧与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可能涵容社会主义文艺的另一番图景？ 1953年7月，朝鲜签署停战协定，路翎随后回国潜心创作。《初雪》的细腻抒情收获诸多赞美，《洼地上的“战役”》却引发两极分化的批评，路翎被冠以个人主义之名遭遇围攻。然而，仅从个人主义理解路翎可能窄化了问题，他仿佛“社会心理学家”③，其小说叙事颇具思想实验性质与政治哲学深度，并不只是胡风理论的图解，而与之形成“对话的喧声”④。《洼地上的“战役”》恰恰处于路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转折的延长线上，他在抗美援朝书写中调整了抵达共同体的起点与中介，将友爱等感性经验整合到社会关系的构想中。究其深层，他的未竟探索拓展了政治的涵容力，却也存在自身的限度，又叠合了越境带来的时空差，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规范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龃龉。 一、伦理起点：友爱的共同生活 在抗美援朝文艺中，路翎的书写相当独特，不仅因其格外关注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与心灵感受，更在于他对现代战争的独到见解，即“人与人之间的爱，这种由鲜血与生命凝结的爱，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量”⑤。《洼地上的“战役”》的感染力与争议点也源于爱，小说流动着各种形式的爱，相较于引发非议的爱情经常成为阐释的切口，颇具政治学意义的友爱往往被忽视。更复杂的是，路翎笔下的爱情不局限于浪漫爱，在后者与友爱的较量中延展了关于爱的本质理解，从而构成其思想路径的起点。 路翎对语词的理解与运用往往独具匠心，他的抗美援朝书写中多次出现的“爱情”一词也颇为独特。在《初雪》中，他写道：“车上的妇女们静静地坐着，小王怀里的孩子熟睡着，这一切都参加了这一场以意志和爱情来致胜的斗争。”⑥他还赞扬一位曾是朝鲜游击队队员的老太太，“她为了人们和自己做了许多许多，还要做许多许多，而一切事情里面都流注着她的爱情”⑦。他笔下的“爱情”接近于爱之本质，既包括欲望之爱，也涵盖自爱、爱他人乃至二者的统一。路翎在晚年回忆道：“朝鲜人民与志愿军是真正的、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中间也是生长着有意义的男女爱情的。”⑧可见，他将“有意义的男女爱情”作为友谊的一种特殊形式，赋予友爱以更高、更具涵括性的意义。那么，友爱为何如此重要？ 友爱作为一种心灵感觉不仅蕴含着国际反殖视野，更作用于路翎主体精神的更新、文学创作的调整。在1949年前后的历史转折期，未完成性孕育着崭新的可能，却也意味着未知的风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理论的危机。路翎在致胡风的书信中写道：“他(欧阳庄)去工作前，我曾和他谈过两点：一，做实际工作，最好在厂里面；二，暂不谈文艺，关于这些问题，应先听别人的。我也准备如此。”⑨为在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水平，也为远离机关里的复杂人际关系与斗争批评，他经常深入工厂。尽管这看似符合“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⑩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和反复，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代作家经历的是再次全面的机构化组织”(11)。路翎急于深入生活的主张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引起领导与周遭人的不满。他的作品也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的想象”(12)，昔日好友舒芜还以《致路翎的公开信》痛陈“主观论”的错误，路翎的心境或许不甚平静。 1952年末，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路翎获得奔赴前线的机会。他不满足于作为作家旁观一切，也主动拿起枪，融入部队的行进、战斗和工作之中。(13)他记录自己初次握枪时“说不出来地激动”(14)，正仿佛一个新兵。有研究者指出，路翎借助作为“未经验者”的新兵王应洪注视麦田的视线，表现出与其他士兵所见风景的不同，由此描绘出新兵的特质及面貌。(15)路翎擅长把握动荡之际青年渴望融入集体，又不甘于湮没自身的愿望。在此意义上，《洼地上的“战役”》将“战役”打上引号，如此大词小用不仅意指小说人物的心灵搏斗，也可能意味着路翎自身的“战役”。进一步而言，朝鲜战地的友爱氛围也改变了路翎的主体精神，当不大熟识的战士充满同志的友爱、兴奋地欢迎路翎时，他理解到“在战斗里，人们中间能够产生怎样的友情，并且使我觉得，从纵深到前沿，我们这里是屹立着怎样的一种力量”(16)。从北京到朝鲜，路翎远离了劳心的人际关系，收获了单纯热烈的友爱。他在致胡风的信中写道，自己“和亲切的单纯的人们一起，无忧无虑”(17)，他的情绪也为之舒展，想象出友爱的共同体： 但是突然在想象不到的地方，传来了胡琴声，出现了战士们布置起来的、安适的、家庭式的生活，于是这一片旷野马上就显出了新的姿态——它是热烈的，活着的，它是顽强的、深沉的灵魂在呼吸。(18) 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曾创造出“旷野”这一颇具思想实验性质的异空间，蒋纯祖等人所处的积雪覆盖的空荡旷野正仿佛霍布斯笔下“人人相互为敌”(19)的自然状态，人与人相互搏杀、互不信任，关系脆弱甚至转瞬即变。然而，朝鲜战场上的旷野却显现出“新的姿态”，战士们“家庭式的生活”促使其由自然状态转向积极的社会状态，友爱共同体由此生成。其中，作为修辞的“家庭”颇具意味，家庭内部虽然存在等级秩序，但成员之间的“血肉联系”仿佛天然，提供了阶级纽带的原初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