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她的小说短而精致，构思巧妙，注意人物和事件的典型性，是结构精巧的匠心之作。更重要的是，她的创作总是凸显出时代之特点、社会之面貌，并以女性的细腻感情，描摹写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茹志鹃前后期的作品分析，体察小说的构思和用意，她对理想的追求，以及诗意的营造。 一、革命的理想与热情：朴素、单纯的人性之美 茹志鹃创作颇丰，其中，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前期的作品，代表了她的早期作品中的成熟风貌。既展现了革命的理想与热情的主旋律，又表现了朴素而单纯的人性之美。根据题材的不同，可以把这些小说分为四类。 第一类小说主要凸显军民、同志之间的情谊，如《百合花》和《同志之间》。《百合花》写部队即将发动总攻前夕，叙述者“我”和一位年轻的通讯员向老百姓借被子，以预备给伤员取暖。通讯员去了一位年轻媳妇家，无功而返，向“我”抱怨老百姓封建，不肯借。“我”和他再次前去，说明来意，借来了被子，也知道了这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的新娘子，这条绣着百合花的被子是她唯一嫁妆。当晚战况惨烈，不断有伤员下来，通讯员也在战斗中牺牲。前来包扎所帮忙的新媳妇毫不吝惜地把被子铺进棺材里，让“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① 《百合花》是茹志鹃最受关注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简单的情境中，蕴含了无限丰富的内容。在围绕百合花这一意象展开的叙事中，革命、战争与死亡的主题，以及爱、理解与纯洁的情感，都得到了诗意化的表现。茹志鹃称这篇小说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十分贴切。《同志之间》写的则是革命队伍中，炊事房的老张、老朱和小周之间微妙的关系。由于小周年纪小，老张总是照顾着小周，小周也几乎把老张当父亲看待。老朱就有些看不过去，见到老张对小周的溺爱，总要说道说道，小周也对老朱十分不满，引发种种矛盾。可是，当老朱掉队，小周却十分挂心，宁愿减掉自己的东西，也要把老朱的东西带上。幸而，最后老朱平安归队，老张和老朱又恢复了一个无条件爱护后辈、一个想要历练后辈的矛盾状况。有趣的是，小说以老朱一边闹意见，一边为小周打草鞋的情景收尾。这两篇小说虽然是革命历史题材，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百合花》第一次借被子时的误解，《同志之间》老同志们围绕帮助还是教育后辈时的不同意见，都以人与人真诚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为结果和前提。在这样一种纯真和纯善的背景下，误会的产生和解除通常是故事发展的核心，也是小说戏剧张力的来源。 第二类小说写人物的自我反省，追求进步，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通常以女性为代表，如《春暖时节》和《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一开始，妻子静兰忙于家务，面对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的冷淡，心里感到委屈。一次偶然机会，她主动承担起一项对于生产活动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想到的是，丈夫不仅帮助她完成了工作，还恢复了对她的温柔和爱意。由于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他们的心终于又相互靠近。《静静的产院》写负责新式产院的谭婶婶，见到比她还先进的年轻的荷妹时的复杂心理。一开始，谭婶婶看到新来乍到的荷妹毫不客气地对产院进行改造，很不习惯，心里有些不满。后来，她猛省到自己的落后，意识到她对荷妹的意见，就像三年前旧产婆潘奶奶不适应新时代一样，是完全不应该的。何况，就连潘奶奶现在也改变了。在荷妹的帮助下，谭婶婶也鼓起勇气，不再简单地打电话给医院，而是学着给产妇做手术。 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茹志鹃鲜明的女性意识。她通过女性在承担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时的特殊表现，来叙述她们心理的变化和意识的成熟。《春暖时节》以家庭生活为视角，通过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来弥合情感的裂痕。《静静的产院》以产院为场景，通过“生产”这一特殊的生活内容，来反映女性在自我意识上的变化和工作能力上的提高。有意思的是，虽然《春暖时节》中妻子静兰承担了家务，但家务本身不足以唤起丈夫的温情；虽然《静静的产院》是以产院这一特殊场所为背景，小说不是从产妇来写，而是从女性医护的角度来写。无论是做家务还是对生孩子的关注，都具有鲜明的女性色彩，然而一旦把家庭事务转移到工作场域，就不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变成普遍的生产劳动的问题。在《妯娌》《如愿》等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向外转”的情形。这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建设需求相呼应，也与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相呼应。 第三类小说的创作方法是围绕人的变化(人的命运的可能)来写，如《三走严庄》和《高高的白杨树》。如果说第二类小说中，人的变化是具体而微的，详细描绘了人物的心理，第三类小说中人物的变化则更加宏观，是整体性的彻底改变。《三走严庄》写收黎子，从“我”三次见到收黎子，描绘了她的三个典型的精神面貌。第一个精神面貌是一开始的妇道人模样，虽然她关心土改、不畏惧反对势力，但是，还不敢像男人一样当家做事。在“我”的鼓动下，她才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了她作为女性在土改动员中的感染力。第二个精神面貌是她与地主的正面抗争，她记住从前母亲所受的折磨，忍受住失去孩子的痛苦，坚决反抗，展现出女性坚忍的力量。第三个精神面貌是，她成为了女民工中的队长，到过前线，送粮食后勤，展现了她不仅自己在与地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正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解放全中国、解放他人的事业中，个性也变得更成熟、有魄力。这三个精神面貌，像三个剪影，突出地表现了妇女解放的成果，也展现了土改与解放战争相结合的历史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