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创作于1932-1933年的长篇小说《母亲》甫一问世就引发了左翼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王淑明、杨刚、茅盾和钱杏邨等人纷纷撰写了针对《母亲》的书评。尽管具体读解方式与褒贬程度不尽相同，这些文章对《母亲》进行评价定位时所持的标准却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在评论者们看来，对女性经验的细腻描写与对历史进程的全面把握、温柔感伤的抒情追忆与客观深入的社会分析是否在作品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是判定《母亲》能否成为一部“成功”之作的关键尺度。这样的评价倾向一方面体现出在不断成熟的组织运作机制下左翼阵营内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共同认知，另一方面也指向了《母亲》的写作实践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进而，女性于新旧过渡时期的处境、心境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在文本中的结合方式也就成为关乎丁玲自身思想脉络、文学诉求与《母亲》在1930年代左翼文坛中位置与价值的重要议题，对这一问题更为具体的探讨为进一步研读《母亲》提供了切入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本在丁玲的创作序列中并非孤立存在。除去与之有着相近题材的短篇小说与回忆性散文，①还有两个相关文本对《母亲》的研读至关重要。一是丁玲母亲余曼贞于1941至1943年创作的回忆录。②在这部编年体回忆录中，丁母以自身年龄为标记，用不无文学性的笔法描绘了自己六十四载的人生经历，这些来自“母亲”的声音或可与女儿的叙述构成潜在对话。另一组文本则是近年来发现的《母亲》第三部提纲与作品片段。根据丁玲在写作开始时的预设，《母亲》将分为三部。而1933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母亲》时，丁玲实际只完成了第一部前四章节的创作。意外被捕中断了《母亲》的写作，尽管屡有续写意愿，丁玲最终也没能将原计划的三部分内容如数写出。而《母亲》第三部提纲与残稿的发现弥补了这种“突然中断”的遗憾，使读者得以一窥作品的后续构思，同时也为进一步发掘《母亲》的文本意涵及其在丁玲文学与生命历程中的位置打开了更为丰富的空间。③ 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丁玲写作《母亲》的契机源于1931年的还乡经历。在写给楼适夷的信中，丁玲描述了家乡“奇闻”与“故事”带给她的情感冲击，其“曾几何时而沧桑巨变”的感慨与一直居住在故乡的丁母在回忆录中对自身经历“时代之变幻与各种的新奇”之“可惊可吓”④的感受殊为相似。⑤与母亲不同，丁玲试图从经济结构变化及不同社会力量的斗争等角度分析这些故乡新景。这样的分析方法使她意识到，自身见闻与母亲讲述中那个看似“完全两样”的乡土世界间实则存在着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关乎经济形态与社会制度的转换，还关联着每个个体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与生活状态的微妙变迁。从而，母亲在“一切苦斗的陈迹上”所展现出的“过去的精神和现在的对于大众的向往”就可以成为勾勒“一个社会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转变”的主要线索。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同样适用于女性解放的历程。对于丁玲一代女性来说，“前一代女性”通过奋斗所取得的地位构成了她们寻求“解放”与“进步”的起点，而前辈女性在成长经验中遭逢的问题与困境也在她们身上延续。是以在文学创作中重返“女性”与“革命”发生关联的源头，梳理二者在长时段中共同生长、相互作用的机制，并将革命形态的嬗替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纳入左翼理论话语与自身经验情感脉络也成为文学家和革命人丁玲这一阶段的自觉追求。 这样的文学追求在相应创作形态中得以体现。如学者所言，在《田家冲》与《母亲》等作品里，丁玲试图以日常化的叙事将高蹈的革命热情拉入一种附着和连带中，从而发现了“生活世界中的普洛列塔亚的契机”。⑥具体到《母亲》相关文本的创作，这实则涉及了经验与书写两方面问题。在经验层面，正是旧有人际关系的变化及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将深处幽闺的女性编织进新旧过渡时期的社会网络中，并逐步建构了她们与“大众”“历史”间的具体联结。而在书写层面，母女两人对诸种关系叙述方式的异同则体现出两代人对女性成长路径、自我与外部世界关联方式的不同认知，进而呈现出伦理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及女性在其中的具体位置。是以从承载着各种“附着”和“连带”关系的叙事细节入手，或可为具象把握女性与革命、“日常”与“普洛列塔亚”的内在关联提供有效途径。 在种种关系模式中，两性关系无疑是女性生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文学热衷于探讨的话题。而在小说与回忆录里，丁玲与母亲都突出了曼贞成长经历中对性别境遇的自觉体察。在丁母看来，自身性情的养成与人生道路的选择皆与自幼时起对女性处境命运的体验思考息息相关。据回忆录描绘，八岁的曼贞已然意识到“受了天刑缠足”的女子只能隐居室内，避强亲弱，与族中兄弟的命运判然有别，于是闷闷不乐，“人家不理我，我亦不理人(孤独之基始于此)”。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体验越发明显。少女时期的曼贞一面“日习女红，深藏闺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一面“阅父兄之新书”而“幻想迭生”，极其羡慕能够参加科考的兄弟，而又“自恨身为女子，不能达吾之志”。⑧此外，回忆录还极尽渲染了曼贞婚前恐惧烦躁的心态：“冬月，婚期已近……我之心目中任如何天花乱坠，一慨(概)不理，只觉得前途茫茫，好像有若干千奇百怪之恶魔来吞噬……真果(个)愁肠百结，婉转悲啼，每恐夕阳西下，心常惶惴，日以泪洗面，此中境况，非笔墨所能述……至今书此，尤(犹)有余痛。”⑨强调某段回忆在若干年后带给书写者的“余痛”足以表明这段经验在当时对人物的情感冲击。总体而言，丁母在回忆录中细致描摹了缠足、幽居、出阁等女性经验带给自身的伤痛体验。相比之下，以曼贞丧夫为开篇的小说《母亲》则安排于曼贞通过比较自己和三弟的人生轨迹而发生性别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被视为曼贞转变消极心态、立意寻找“新路”的开端。曼贞的内心独白以这样的质疑收束：对于“这个社会”的女人，“一切的书上，一切的日常习惯上都定下了界限，哪个能突过这界限呢？”⑩书本与日常习惯所规定的界限有待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去突破，而这也正是女学的出现之于曼贞一代女性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