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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汇刊》创刊于1931年11月，由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编辑出版，编辑人为龚贤明、韩祖德、魏尼庸、孙春霆、王宪煦。发行人为杭州性存路十四号魏颂唐。魏金枝多次在财税系统工作。1923年3月，魏金枝到杭州谋职，因居在红色据点皮市巷3号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一个月。出狱后，到堂兄魏颂唐任局长的杭州闸口统捐局做稽征员，直到1924年9月。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员，魏金枝被通缉，躲在钱塘江上游的一个破庙里，出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9月，又在堂兄魏颂唐的帮助之下，化名魏尼庸，到浙江省湖州统捐局西门分局任稽征员，直到1928年夏天。1930年3月，在魏颂唐的举荐下，又到江苏镇江财税局工作，5月即到上海参加左联，协助鲁迅、柔石编辑《萌芽》月刊。1931年2月，柔石被国民党枪杀，魏金枝回到杭州，5月，又由堂兄魏颂唐安排，继续以魏尼庸的名字，到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任秘书，协助编辑《财政经济汇刊》。魏颂唐撰写了发刊辞，言及办刊旨在为浙江财政经济做一些贡献。 《20年来的中国财政》，发表在1931年11月21日出版的《财政经济汇刊》第1卷第1期，署名魏尼庸。全文长达23000字，“想用历史的批评的方法，整理出二十年来中国财政界的抽象的几点特质，并把它分类叙述一下子”，但文章不仅仅论述了二十年来中国的财政问题，还有更丰富的意义。 (一)论述了中国四大类财政的弊端。文章指出：“无论民国财政历史，已经经过二十年，而和财政界发生关系的人物，多至不可胜数，然而大略的分开来，却只有四个系统：就是军阀的财政，官僚的财政，市侩的财政，和钱谷的财政四大类。这四大类人物的出现，除钱谷外，他们可以说是‘终古如斯’外，虽是时有消长，然而总在同时并存，蔓延在民国二十年来的历史上。”接着从这四大类入手，“并不问人，却只问事”，对中国二十年来的财政进行论述：一是军阀的财政。认为“他们对于理财是谈不到，却相反的还要乱财。至于乱财的方法：即一乱财政的系统；二乱征收的法规；三乱赏罚的规程；四乱用人的标准”。二是官僚的财政。指出“官僚是专制政治的余孽，封建社会的主干，全靠做官为他们的职业，而以扰民为能事……便在依附军阀或利用军阀中讨生活。说得更切实点，便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寄生虫。这种寄生阶级，既然没有独立的精神，或一定的主张，单以从中渔利为目的，因此他们做起事来，便只是一味敷延”，“所以在表面上看，则官僚的流毒，以其隐而不显，柔而不折，不易为人注目，祸患不至军阀这样厉害。然在其本身的立场上讲，以其善于变化，长于逢迎，至于设法驱除，实较军阀为难，即所谓‘力足以为恶，言足以文过’。故欲除此种小人之尤，作恶多端的人，必须看其作为：(1)于应付是否东西拉拢？(2)于考核是否装聋作哑？(3)于用人是否敷衍了事？然后设法驱除，不可使其立足财界。”(p10)三是市侩的财政。“市侩的得入财界，原有两个理由：一是因为国家财政窘急，往往以借债度日，不得不和有金钱势力的市侩联络，以便调济金融，所以把市侩放到财政界来。二是买卖的人，虽有金钱可以花天酒地的快乐，却未曾尝过做官人的一呼百应，统驾人民的威福，因此想换换口味，而去做官。也有觉得交易买卖，总有盈亏，又须有若干资本，以供调济，而做官这事，却是无本生意，运气好时，大可发财，运气不好时，也无所折蚀，于是去投身财政界。为此，政府当局和市侩本身，既是两项需要，便能一拍即合。唯其所以结合的原因，既然在乎相互利用，并不合于用人的标准，更谈不到什么主义，在这样的场合上，而希望其整理财政，顾到国家大计，自然是梦想。并且市侩一流，原只懂得渔利，自幼至长，便天天钻在钱眼里翻筋斗，连他们睡觉做梦，所见的便是金钱，对于交易场中的信义，尚且有时不顾，还讲什么国计民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理财原是件专门的学问，欲使其整理得当，生发有道，必须经验学识，两相参酌，才能实施舞弊。倘使只有学识，明了外国财政办法，一旦移用到国情不同的中国，尚且扞格不入。此外只凭经验，不知改进的，自然也无能为力了。而那些市侩既无学识，尤乏经验，使其治理财政，叫他们怎能胜任。有这两种缺点，而财政当局，只图一时于政府有所便利，便不惜将财政权放在他们手上，他们必然依照他们素来的思想，素来的目的，在财政上放出手段来，渔利侵蚀。并且在他们的地位上讲，他们对于做官，原是一种副业，反不如军阀官僚有责任心……且以其本由商人出身，于商人阶级，往往留有余地，如有关农民的田赋如何预征，如何附加，往往不去顾到。而于商业，则此也免征，彼也减税，若是长此以往，必至税则负担，偏重倚轻。”(p14)文章深入分析了市侩之于财政整理的种种不足和弊端，指出国家用人，应有几个标准，如有下列三种情形的应该取缔：(1)即有带投机性质，而跨入财政界者；(2)以渔利为目的，而投入财政界者；(3)呼朋引类，挤入财政界者。指出政府因为借贷一事，动用市侩，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