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

       百余年来的乡村叙事①是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隐喻，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领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新文学叙事同时将其触角伸向乡村，显然与“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密切相关。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史，是在农耕生产方式和对乡村图景的想象中建构起来的。中华文明史留下的文化遗产，一部分在典籍、博物馆和各类遗址中，更大的部分则在乡村。典籍、博物馆和遗址中的文化遗产是已经消逝的、固态的、标本化的文化，而在乡村延续的则是活态的、流动的、还在发展中的文化。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化的每一个冲击波都会与乡村所传承的传统文化短兵相接，在冲突、交锋、融合中逐渐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子宫”。在乡土中国这个文化母体上，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会给乡村带来剧烈而持久的阵痛。而这种阵痛，正是文学叙事发生的重要审美机缘和文化资源。

       与乡村叙事的辉煌成就相比，学界对乡村叙事的研究尽管已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成果，但大多停留在就文学论文学的层面，或仅在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中考辨。而在乡村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③乡村叙事因面临全新历史文化语境而亟待拓展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对乡村叙事的走向展开进一步探讨。

       作为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文化投影的乡村叙事，其更深层次的文化逻辑来自生产方式及其发展变化。回溯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笔者认为围绕乡村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发生了三次文化裂变：第一次是在农业生产方式内部，围绕土地所有权、农民政治地位和文化身份发生的。从新文学史提供的乡村叙事文本来看，此次裂变从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持续了60多年。第二次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提速，发生在工商业与传统农业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之中，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延续了30多年。第三次是在21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发生于新型信息产业与农业、工商业的融合体之间的冲突与再度融合过程之中。此次裂变正在持续中，正是本文所讨论的新乡村叙事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三次文化裂变体现出乡村社会在不同生产方式转换过程中，从传统生活习俗、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语言和行为方式，到心理和观念意识的深刻变革，投射出中国乡村从农业、工商业到包含信息产业在内的服务业，滚雪球般的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的发展历程。

       乡村叙事在第一、第二次文化裂变中形成了三种叙事传统：以鲁迅为代表的基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现代性启蒙叙事传统、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基于诗化审美视角的审美现代性启蒙叙事传统、以柳青为代表的基于社会历史变革的史诗式叙事传统。④这三种乡村叙事传统隐喻了第一、第二次文化裂变，不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叙事经验，为新文学贡献了不同时代的乡村人物形象画廊，而且清晰地呈现出乡村叙事的文化逻辑和乡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乡村城镇化进程随之提速，加之新型信息产业的不断升级，中国乡村社会开始面临新的冲击，由此引发第三次文化裂变。乡村社会曾经给文学叙事提供的历史语境和各种文化元素都在发生转场和变异。既有的乡村叙事传统已难以为继，21世纪初出现的部分作品已显示出作家们力不从心、进退失据的困境。而新的乡村叙事以何种文化逻辑、叙事支点、美学特质和叙事范式，表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变革的独特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

       一、作为新乡村叙事起点的传统经验

       按照文学自身规律，任何一种文学叙事的发展，都是对其所属传统的延续和创新。正在形成中的新乡村叙事，也必然是对文学史上已经成熟的乡村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然而，诚如南帆所说，“漫长的古典文学并未给乡村足够的关注”，⑤中国的乡村叙事是从新文学史的起点上开始的。因此，我们讨论新乡村叙事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第一、第二次文化裂变中形成的三种乡村叙事传统所提供的经验。尽管学界对前述三种叙事传统的研究已有不少共识，但对其作为新乡村叙事赖以生成的基础和起点究竟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尚需进一步分析和提炼。

       (一)传统乡村叙事的主体立场与主体建构

       叙事主体的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叙事的立场、视角和方法。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发生的两次文化裂变，三种乡村叙事传统的叙事主体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建构过程。

       作为中国新文学乡村叙事传统的开创者，鲁迅以强烈的现代理性精神，对阿Q们所延续的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展开批判，建构知识分子立场和启蒙叙事，这是首先值得新乡村叙事借鉴的主体建构经验。而同为知识分子立场，也同为启蒙叙事，沈从文与鲁迅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知、书写乡村的视角和方式。鲁迅以进化论、启蒙思想⑥等资源建构起来的现代理性精神，对乡村所沿袭的传统文化展开的深刻批判，开创了文化现代性启蒙的先河。而沈从文则从审美视角，用现代人的语言和感知方式，激活了古典文学中将乡村作为田园风光的写意画式的叙事传统，加之从废名等人那里承袭的风格境界，⑦发掘出了闭塞蒙昧的乡村世界的诗意和美，开创了审美现代性的启蒙传统。鲁迅以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将其故乡——绍兴写得“千疮百孔”，而沈从文则以诗化的浪漫主义精神，将其故乡——湘西写得“美轮美奂”。

       文化现代性启蒙叙事传统和审美现代性启蒙叙事传统所建构的不同主体立场，均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二次文化裂变中得到了承续。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作家将文化现代性启蒙叙事的主体立场从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延伸到对地域文化、传统中的非主流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之中。而汪曾祺、孙犁、贾平凹等则延续了审美现代性启蒙叙事传统，继“湘西”之后创造出“高邮”“白洋淀”“商州”等一系列著名的诗意化的乡村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