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型的地方与总体的风景 文学的真实感往往生成于文学的地方性,它充当着典型人物的历史环境,以及叙事逻辑的生活装置,诸多现实主义文学均可视为直接或间接的地方性文学。文学的地方叙事“差异性”,通常承载着异质文化与审美渊薮的空间修辞功能,在参差化的美学镜像当中,地方性转化为一种包含了异质、鲜活而真实的历史、生活、景观、人生、哲学的文学立场和价值视阈,“是对于自我文化的一种确认”①。首先,诸多地方(如都市、乡村、边疆、自然等)已经演变为明晰的带有隐喻的文明空间,由此承担着“反视他者文化”的“远景”功能。其次,现代性以其强势而倔强的蔓延,形塑出深隐、坚固而森严的地方等级秩序,但地方性叙事又常以“前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反叛和价值解放姿态,对现代性的实践话语及其后果进行解构、批判、对话或修葺,展示出具有“高度主体性”的地方叙事逻辑和文化空间形态,由此承担着“反思-超越现代性”的“个体”功能。再次,文学的地方性叙事普遍秉持着对“历史共名”和“时代流变”的强势规训、深度消解、一体改造的高度警惕,它们以地方性的“恒常”迎应历史性的“变迁”,以地方性的“自足”对峙历史性的“离散”,以地方性的“传承”赈济历史性的“断裂”,构建出与宏大历史共名的“大传统”所偏离的地方性“小传统”,由此承担着“反叛历史共名”的“自为”功能。中国文学地方叙事的版图谱系当中,“西部边疆”/“边地空间”承载着“远景”“个体”与“自为”的文学地方性修辞法,这一总体性的认知、想象、修辞、叙事,既是西部边地的“本土真实”,也是西部边地的“文化象征”。然而,当“文化西部”逐渐演变为公共叙事圭臬之时,诸多作家也陷入了深刻的“叙事分裂”当中:或者沉湎于对西部边地微观地方历史的不断开掘,精微的文学式考古掩盖了对历史面向所包涵的人性、文化、美学的“深度发明”和“当代发现”;或者陷入对西部边地所一贯承载的异域文化想象的抽象演绎,直至将西部、边地、聚落等转化为一种“地方的抒情”。这成为西部写作在文学经典化构建过程当中的叙事症候,不仅制约着西部文学在“总体性”“当代性”“典型性”等维度的深度拓延,也愈加使文学锁定于美学固化的囚牢之中。 正是在当代地方性文学普遍面临“叙事分裂”与“自我囚禁”的文学困厄当中,叶舟的《凉州十八拍》展示出叙事弥合与开放拓展的“文学典型”价值。小说创造性地借助于诗性、方言和古词夹杂相生的语言系统,将“赵氏孤儿”的套中套模式、“胡笳十八拍”的长歌体结构、古典戏曲诗文的语汇系统、民间说书人的叙述腔调、藏传佛教的方志传说等进行了艺术融通,展示出西部边地的“在地性”与“超越性”互为一体的“复调美学”,完成了以“凉州”地方性叙事通达“中国”总体性、历史性、当代性、人文性的“典型叙事”。这赋予作品以历史的纵深、时代的开阔、文明的浩渺、生活的热望、精神的博大、人性的幽深的总体经验深度,彰显出地方秘史、民族秘史、心灵秘史、文明秘史的整体寓言气质。《凉州十八拍》的“复调美学”,一方面有效嫁接了地方性叙事所普遍面临的“本土真实”与“文化象征”之间罅隙分裂的艺术症候,构建出兼具“地方实指”与“文化象征”双重意涵的“圆形”文本世界,这赋予《凉州十八拍》历史日常的真实性和文化传统的象征性,达到高超而卓越的艺术和谐与叙事平衡。另一方面,叶舟在《凉州十八拍》当中彰显出一种以传统、古典、现实为叙事外壳,实则充盈着前卫、现代和革新内里的创新叙事,从而完成了立体而多维的叙事图谱拓展和叙事经验增殖。首先,小说中的河西凉州不仅是具有塞上美学风格的“边地远景”,而且还是具有内聚纹理的“地方近景”,这里深嵌着多元的文明、历史的拮抗、集体的伦理、幽冥的传说、宗教的神性等,凉州及其文化空间因而展示出超越西部文化想象的本土真实和历史图景。其次,叶舟借助这一“个体”地方叙事,作为中国叙事“自上而下”的微观下沉,以此透视地方迎应、拒斥、接纳、融合、改造的姿态。同时,叶舟还将河西凉州作为中国叙事的内容结构,演绎其“自下而上”的文化融汇机制,赋予其“中心性”“镜像性”和“主体性”的内涵,完成了由地方叙事的“个体性”通达中国叙事的“公共域”“典型域”“象征域”的空间景观构建。再次,叶舟在小说中一方面捕捉、触摸和演绎着地方性的“自为”小传统及其生活化运行,鲜活、饱满而异质的地理、方志、风俗、伦理、宗教、信仰、民情等,构成了河西凉州充实而稳定的“自为”模式;另一方面,这种“自为”更有着“流动”“开放”“包容”的品质,它能打破地方封闭,持续内生增殖,不断接纳融合,展示出超越地方性的“总体性品格”。因此,《凉州十八拍》在远景镜像的基础上完成了近景的雕刻与扫视,在地方个体叙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总体中国叙事的通达与延展,在地方自为叙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其流动、开放、兼容的可能性的审视与演绎,“既不以局外人自况,又不自视为当地人;而是勉力搜求和析验当地的语言、想象、社会制度、人的行为等这类有象征意味的形式”②,从而赋予小说以博大深广的文明性、荡气回肠的史诗性、壮烈悲情的时代性和阔大高远的民族性。 二、边地的纹理与历史的本相 叶舟在《凉州十八拍》当中,将西域凉州放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这一超级能指的聚焦视阈,他将地方的历时传承与时代的现世史事进行“共时性”的历史并置,审视历时的稳定与历史的流动二者之间的碰撞、胶着、抵牾、融通,演绎凉州的民间秩序、地方传统,与大时代中国的新生历史、新起力量之间的彼此改造、媾和、妥协与重构,开掘出河西凉州所内蕴的文化能量、集体面向、人性肌理与历史欲望,而这种彼此交织又错综斗争的“山河板荡”的历史,既是凉州地方的历史劫难,也是激发其涅槃重生的历史契机。它形构出一个巨大的历史选择装置,静谧、悠远与浩莽的河西凉州,成为一个充盈着动荡、斗争与倾轧的历史战场,进而转换为近现代“中国”的一个典型化隐喻。 首先,作者重绘了河西凉州的空间版图、权力主体与历史纹理。叶舟虽然将西域凉州当作一个具有“河西走廊”远景性质的异域,对其自然物象、民俗风情、神话传说,以及经济形式、贸易实业、军事斗争等地方景观进行了捕捉、抒写和演绎;但叶舟更青睐于穿透西域边地的远景迷障与遥望想象,对其内在鲜活的地方肌理给予总体性描述,重构出以河西凉州为地方性隐喻的近代中国社会版图与历史权力现场。一是地方传统的宗族力量及其民间化运行。续可荪及其家族、权爱棠及其家族、顾山农和地方郡老、乡绅士子尹先生和朱锈等,复现出的是作为地方传统的权力阶层、话语结构、观念范式,扮演着地方治理、民间师表、智慧生成、伦理维系、秩序构建、道德高标等角色,他们与民众之间以教主与信徒般的宗教关系模式,构建起庞大、持久、稳固、有序而高效的社会运行图景和话语实施机制,表征出中国民间地方稳定而坚固的等级、权力和礼制秩序。二是乡野大地的草莽力量及其游牧化运行。无论是黑喇嘛集团抑或盘龙爷队伍,所彰显的都是源自民间却驰骋于大地的黑暗力量,他们崇尚血腥暴力,认同利益中心,践行丛林法则,信奉兽性哲学,遵循超越于地缘、法制、伦理、道德、人性的原始本能,扮演着凌驾于民间、地方和国家之外的权力攫取和利益争夺的反人类的“游牧野性”的角色。三是革命历史年代的军府势力及其政治性运行。无论是军营领域的马廷勷抑或马乙麻,还是地方官府的吕介侯、陈垦丁抑或王伯鱼,他们所表征的是国家革命的强大政治力量,借助于国家权威、革命话语、武装暴力,整体性地介入地方性的民间秩序、民间传统和民间人伦当中,支配着个体命运,重塑着民间场域,形构着历史际遇。四是以红军为表征的现代革命力量及其人民性运行。张观察的殒身殉职、刘北楼的行动抉择、沈阁兰的革命信仰等,展示出改造中国、重振民族、解放大众、再造历史的现代革命政治想象的感召,表征着一种新历史的展望,象征着一种大时代的正义,秉持着一种人民性的人道。五是烟火民间世界及其日常化运行。权达云、廖逢节、面汤爷、擀杖哥、徐惊白、脱可木等,他们坚守着地方民间的饮食习惯、家族人伦、主仆道义、大爱仁孝、少年侠情等。这是宏大历史共名的生活内容,也显现出微观地方生活的人文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