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穿越时空,为钱锺书(1910-1998)拍摄纪录片,或许可从郊野枯草间升起的一星萤火开始。它跌跌撞撞,由西向东,穿过上海边界的铁道,途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上光华大学的废墟①与海格路(今华山路)上的日军封锁线,飞进了法租界临街的石库门弄堂里。弄堂是昏暗的轮廓,没有路灯,只有一户靠北的亭子间窗口透出光来。萤火随光穿入窗户,停在一页书上,书边写字的手停了,似乎被萤火打扰,似又饶有趣味,那是钱锺书的手。 中国现代学人中,唯钱锺书享有“文化昆仑”盛誉,而其《谈艺录》一书,则是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间拥若茧丸的陋室完成的。1937年底,无锡失守,钱的叔父携家族逃难至沪上法租界,于辣斐德路租下一套临街房子,从此这便成为“钱府”。1939年,钱锺书自滇归沪,原计划探亲后即回西南联大,却受父命不得不远赴湘西蓝田国师任教,临行前好友冒效鲁督其撰诗话,为其写作《谈艺录》埋下了种子。1941年,西南联大有意再续前缘,钱锺书返沪等待聘约,未料上海即刻沦陷,“避地无之”,②只能在人满为患的“钱府”暂住下来,同妻女挤居到楼梯隔层后的亭子间里,于“毒热形骸费自持”③“泪倾涨海接天哀”④的煎熬中实现了个人的角色蜕变,并为中国现代学术垒起一座丰碑。 之所以有“角色蜕变”一说,是因为就早期刊文状况看,钱锺书似更愿作才子式的评论与杂文,胜过学术腔的论文与诗话。然到了“丧乱弘多,朝野颠覆,人奋于武,未暇修文”,⑤“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他却偏在沦陷孤岛的书桌前沉潜学术,完成了包含有百余篇文章(91篇正文与18篇补遗),计二十多万字的诗学经典《谈艺录》。这不免令人讶异: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保护并推动了钱锺书,助其在“兵罅偷生”中逆流而上、破茧成蝶,而未蹉跎鱼烂、仲永自伤。 本文拟将该“力量”拆为两部分讨论:一部分是钱锺书的“基本自我”,为其性格、才能与信念的统合,或可被浪漫地想象为孙悟空的钢筋铁骨,百折不挠;另一部分则来自外界,关乎机缘与逆境,最终融汇于辣斐德路的亭子间里,仿佛太上老君的丹炉。倘若没有钢筋铁骨,世间便没有齐天大圣;而若没有丹炉,齐天大圣便不会有火眼金睛。 当然钱锺书并非大圣,他不过肉体凡胎,且知道凡胎在茫茫浩劫下皆如螟蛉般脆弱,即便是王禹偁和苏轼那样的豪杰也不例外,“二豪与螟蛉,物齐无大小”。⑥所以,钱锺书青年时更愿自喻萤火,“孤明才一点,自照差可了”。⑦
“基本自我”小释 上文提到钱锺书所以能在“兵罅偷生”中完稿《谈艺录》,是因其“基本自我”有如钢筋铁骨。这一“基本自我”概念取自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早期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是柏格森自由一幸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锺书年轻时显然很重视这本书,因为他曾将之推荐给刚结识不久的杨绛。四十年后钱锺书撰《管锥编》,亦在用柏格森的“一事数喻”说来注解其治学或创作方法。钱锺书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援引柏格森语——“喻伙象殊,则妙悟胜义不致为一喻一象之所专攘而僭夺”,来解释《庄子》钟情“一事数喻”的修辞学意图:单一喻体容易诱发读者误解与过度阐释;多重喻体如非平行直线般相互交错,更有利于凝聚并传达喻核(妙悟胜义)。众所周知,“一事数喻”本就是钱锺书偏爱的治学与创作方法,所以当他在用柏格森解释《庄子》时,实际上也解释了自己。故若说钱锺书私淑过柏格森,当不为过。 《时间与自由意志》论述人有两种不同的“自我”:“(1)基本的自我;(2)基本自我在空间和在社会的表现。只有前者才是自由的。”⑧具体地说,“基本自我”是“整个过去生活”中所积累的一切感触和经验沉淀下来后,绵延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最亲切的情感、思想、期望”,⑨也就是我们最想活成的样子,关乎“理想生活”。而“表现自我”则关乎“实际生活”。柏格森悲哀地注意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总有“理想生活”的影子,但这影子又稀薄到仿佛与“理想生活”毫无干系,于是堪称两种生活,两种“自我”(尽管它们互相渗透)。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而只看到自己的鬼影,被纯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种阴影。所以我们的生活不在时间内展开,而在空间展开;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生活,而是为了外界而生活;我们不在思想而在讲话;我们不在动作而在被外界“所动作”。⑩ 柏格森相信大部分人过不了“理想生活”,因为“基本自我”太沉潜了,而世界又太逼仄,往往导致人没有精力甚至没有意识去挖掘、理解真正的内心。于是,与许多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话题又回到了德尔菲神庙石柱上的那句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所以柏格森希望:“我们通过深刻的内省以达到第一种自我……要自由地动作即是要恢复对于自己的掌握。”(11)显然,“自省”是指,通过回顾整个人生去发现自己真正的理想;“掌握”是指,以实现或保护这一理想为目标来选择自己的每次行动。柏格森认为,这是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