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曾自述,他1907年以来就持有“保存国粹文论”①的“复古”思想,后因袁世凯的复辟犹如“响霹雳震醒迷梦”②,使他走向“反复古”。本文借助《钱玄同日记》,辅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纪念馆)(按:以下简称鲁博)所藏的钱玄同文物,发现钱玄同在汉字上从“复古”到“反复古”的态度变迁,并非完全贴合于钱玄同的自述。 一、章太炎与留日时期钱玄同的汉字复古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嫡系弟子,他的日记多次提及与其师的交往,藏书中也多有其师之作。依据鲁博的馆藏,钱玄同保留了章太炎写给他的多幅书法作品,主要有:“行书左思《咏史》”(纸本直幅,纵132厘米,横65厘米);“隶书《老子》摘句”(纸本立轴,纵68.5厘米,横29厘米);“楷隶书《道德经》摘句”(纸本直幅,纵136厘米,横65厘米);“篆书《四书》《五经》摘句”(纸本直幅,纵132厘米,横64.5厘米);“隶书《独禄》”(纸本直幅,纵172厘米,横88厘米);“篆书《鵩鸟赋》摘句”(纸本横幅,纵130厘米,横32.5厘米);“篆书节录《劝学篇》”(纸本横幅,纵21.7厘米,横53厘米)。钱玄同所藏其师的书法作品,在“章门弟子”中应算较多的。这可窥见章太炎对钱氏的器重,以及钱氏对于其师的敬重。钱玄同1906年9月17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校上课”③,1910年3月回国④。章太炎1906年9月5日至1908年10月10日在日本主编《民报》,1911年11月回上海。钱玄同1906年10月21日于民报社首次拜谒章太炎,并在当天日记中评价章氏“道貌蔼然,确是学者样子”⑤。此后,钱玄同对章太炎“极端地崇拜”,视其主张“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⑥,且于日记中尊其师为“章公”“炎师”“章先生”“先生”“枚叔”“老夫子”等。 留日时期的钱玄同曾对Esperanto(世界语/万国新语)抱有好感,爱读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所办的《新世纪》。《新世纪》视世界语为“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⑦。钱玄同对于《新世纪》鼓吹的世界语“心痒难熬,恨不得立刻就学会它”⑧,在其留日日记中对世界语多有推崇,譬如他在1908年2月7日记下:“余谓近日Esperanto日盛,闻去秋在英国Cambridge城开大会时(丁未阳八月),其已译出各书,如科学、工艺、文法、航海诸书,均有编成者,而以专门字典大多。看此情形,新语通行之日,知必不远。以后中国小孩,授以普通科学时,吾谓定以新语授之。缘汉文定名,触处皆非,如谈化学其尤甚也。若以英、德、法、日本诸文者授之,则学文法既须费时日,而又不免起崇拜强权以为文明之劣根性(如近日上海各学堂是也)。何如以Esperanto之世界语书之文法简易者授之乎(窃谓自小学始,除国文外,必兼有新语,与国文同视)!”⑨同时钱玄同还参加刘师培开办的Esperanto课,他在1908年3月22日听到刘师培对开设Esperanto课程的提议⑩;3月29日他记下“Esperanto事亦将定夺,大约每周五时(土曜无课),分二班,一用英文书教授,一用日文书教授”(11);4月6日他已成为世界语练习课程的乙班学生(12)。 后来因与章太炎的关系,钱玄同中断Esperanto课。据钱玄同回忆,“1908年,刘申叔先生在日本请了大杉荣先生来讲授世界语,我赶紧去学,学了一星期光景,总算认得了二十八个字母。后来为了某种事件,我不愿与申叔见面。”(13)刘申叔即刘师培。“某种事件”是指:在与刘师培夫妇同住一宅时,章太炎无意发现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与汪公权私通的秘密,私下告诉刘师培,可刘师培却不信,刘师培的母亲则“大骂章造谣离间人家骨肉”,汪公权更是嚷道:“我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随后章太炎只能迁回《民报》社居住,不久“《民报》社发生了毒茶案,又是汪公权的主谋”(14)。钱玄同日记对此有所记录。譬如钱玄同在1908年4月2记下:“在太炎处者竟日。知刘林生与汪寄生拟调和章、刘间,章颇愿。因致函规刘,托刘林生携去。申叔亦本无不可,而何震、汪公权二人坚执不可调停。申叔内受制于房闱,外被弄于厮养,默默无言,事遂不果。噫!”(15)又如钱玄同在1908年5月6日不满汪公权的“种种陷害人之手段”(16)。 从留日日记上看,钱玄同对《新世纪》中Esperanto态度的转变,不止与刘师培有关,也受吴、章嫌隙之事的影响。章太炎清末时对《新世纪》的批判,也投射出他与吴稚晖之间因“苏报案”而起的旧恶。章太炎1907年3月撰写的《邹容传》,揭发了吴稚晖在“苏报案”中向俞明震“告密”的投敌卖友行为。钱玄同“因章师疑吴君为‘苏报案’之告密者,遂乃薄其为人”(17)。钱玄同日记对此事的相关记录,明显站在章太炎的阵营中。他在1908年3月2日阅读《新世纪》时,“见吴敬恒《与章炳麟书》,诘向〈问〉章作之《邹容传》中吴告发一事。想章必有答,惟未知如何作答耳?”(18)1908年8月11日他在章太炎的住处见到吴稚晖的“第二次复炎信”,认为此信竟然是“满纸谩骂”,“而于告密一事绝不提及矣”(19)。1909年1月20日他讽刺吴稚晖的“不用汉字”是“丧心病狂”(20)。这些记录用词激烈,让钱玄同对吴稚晖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依据日记,不仅章太炎的私人纠葛,更主要是他的国粹思想影响了钱玄同对Esperanto的态度。钱氏在1908年4月22日,表示章太炎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将《新世纪》上的《万国新语之进步》一文“驳尽”,并称赞章文“多精义”(21)。《新世纪》中的《万国新语之进步》等文皆认为采用万国新语是“万国平和”的前提与社会进步之必然(22),故“欲使中国日近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弃日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23)。而坚持“用国粹激动种性”(24)的章太炎讽刺《新世纪》诸人为“趋时之士”,是“冥行盲步,以逐文明,往往得其最野者”(25)。在章太炎看来,万国新语“本以欧洲为准,于他洲无所取”,并无普遍的实用性,使之在地理环境、文化习惯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根本无法适宜于中国;同时语言文字最能表达民族的特质,与民族国性息息相关,如果“语言文字亡”,会使“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26)。钱玄同支持章太炎的观点,在1908年4月29日日记中写下“《新世纪》四十号到。愈出愈奇。前拟用万国新语代汉语,已觉想入非非,今复创中国新语者,其编造之字身、句身,以知字能识万国新语为目的,此等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