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携手文学事业的合作者，先后有周作人、郁达夫、冯雪峰、瞿秋白等，都留下了闪耀着共同文艺理想光辉的伟大的文字见证。其中，冯雪峰最具有传奇色彩，从一位鲁迅扶持奖掖的柔弱的“湖畔诗人”，到参加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再到派往上海作“中央特派员”，成为左联十二个筹备者之一，与鲁迅亦师亦友，不但在文艺工作上心心相印，甚至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的后期思想。这不能不归结为冯雪峰超群的文学才华、精湛的文艺理论修养、坚定的理想信念及独特的人格魅力。 关于鲁迅与冯雪峰，学界关注最多的是作为亲密战友的上海时期，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冯雪峰如何成为鲁迅文学的“通人”。冯雪峰留下的对于鲁迅的文字回忆，也大多从1928年开始，因而少有人从东京文艺运动的延长线上，将冯雪峰纳入鲁迅作为开创者之一的新文化精神谱系中来观照与论述。换言之，漂泊北京三年的冯雪峰似乎与鲁迅擦肩而过，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仅仅被作为交往还没有展开的历史前奏。实际上，作为系统地向中国译介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先行者，冯雪峰彼时便与鲁迅的文艺理想息息相通。 一、追光：融入红楼新文化景观 1925年早春二月，来自浙江义乌的湖畔诗人冯雪峰漂到北京时，沙滩红楼吸纳的旁听生、偷听生已然构成生机勃勃的新文化生态，尽管在刚刚流逝的那个冬天，《晨报副刊》发表了郁达夫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向漂浮在京华尘土一无依靠的沈从文兜头“浇了一盆冷水”①。元宵节刚过，声誉远播的小说家鲁迅，在自己设计改建的书房老虎尾巴内，深夜伴着煤油灯，写下“多看外国书”的《青年必读书》②，宫门口周宅正成为聚拢新青年的文学场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李小峰忙着争取鲁迅的支持，积极筹备创办北新书局③。北大讲台上，李大钊讲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理论课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也已经开课4年了。 如同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台静农、丁玲一样，冯雪峰受益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成为开放的北大课堂旁听生中的一员。北大的旁听生有注册的，有非注册仅慕名而来的。冯雪峰是办不出旁听手续的穷学生，只能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省了缴费。他曾如是写道：“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间，我在北京过那时所谓的流浪生活，曾经走进北京大学的教室听过几次鲁迅先生的讲课。”④他于课余时间拾起在上海中华学艺社做事务员时接触过的日文，刻苦自修，一年后便开始翻译散文、小说和理论文章。 旁听之于冯雪峰，绝不仅仅是坐在教室里听几节课，而是要融入新文化主流，乃至寻找到终生的信仰。从广义的新文化景观来理解冯雪峰北大旁听三年的生存状态，沙滩红楼及其所辐射到的宫门口周宅、莽原社、未名社、北新书局，对于其一生而言，也绝不仅仅是某个生命阶段的交游地点，而是“心理土壤的深层矿脉”，是令其个性舒展、心灵得以畅快呼吸的精神圣地。它们与世界互通，有视野之外的视野。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冯雪峰便参加了朱自清、叶圣陶指导的晨光文学社，与潘漠华、汪静之、柔石等，成为志同道合的新文学同人。五四新文化的激流涤荡出多姿多彩的新文学沙洲，冯雪峰以湖畔风格标记清新出场。鲁迅藏书中便有湖畔诗社1922年初版的诗集《湖畔》，上有题签“鲁迅先生请批评，漠华、雪峰、修人、静之敬赠”。 来到北大红楼后，冯雪峰与潘漠华一起住在沙滩附近的孟家大院通和公寓。他做过家庭教师、文字校对、故宫博物院临时雇员，曾颓唐于孤寒的春夜，哭泣于悲萧的冬野，也曾酸辛，也曾欣悦。图书馆阅览室、简陋的学生公寓、同学暂时空出的床铺，城南公园与会馆，都可以是他取暖、小憩、沉思、幻想之所。红楼校园院墙大门的巴洛克铁艺装饰，汉花园东侧北河沿夕阳笼罩下的金色柳条，仿佛都闪烁着冯雪峰追梦的迷人光泽。1925年的北大红楼一带，景山东街和沙滩两条马路已经拓宽。漫卷黄沙入眼，如同大嚼烧饼一样，对于这个来自江南的年轻诗人来说，全是簇新的生命体验。 1918至1922年，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大批国内外进步书刊充实进来，北大红楼成为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经常泡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冯雪峰应该不会错过。此期间他共创作了12篇文学作品，包括七首诗歌：《原火》⑤《菖蒲》⑥《朋友的信》⑦《Ammonia》⑧《夜风吹灭了洋灯》⑨《冬日的悲哀》⑩《小资产阶级》(11)；四篇散文、小说：《柳影》(12)《月灾》(13)《一个草稿》(14)《诗人祭》(15)；一篇杂文《打倒智识阶级与五民主义》(16)。共翻译发表了7篇译作，全部刊登在鲁迅主持的文艺阵地未名社出版发行的刊物上。前6篇包括全部5篇苏联文论均在《莽原》半月刊上亮相，直到该刊停办。(17)离京前最后一篇译诗石川啄木的《家》，支持了《未名》创刊号。 1926年春天，冯雪峰与未名社的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等往来密切。未名社是1925年8月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的，(18)社员隔三岔五便到宫门口拜访。冯雪峰虽然此时还没有进入鲁迅的视野，但是通过与社员们的密切交流，在翻译定位与选材上很可能间接受到这位已经步入翻译界20年的前辈影响，或者说不自觉间便嵌入了鲁迅绍介异域文学的精神结构。《莽原》改为半月刊后，主持具体编务者已为未名社成员，但每期杂志付印前都要经鲁迅审阅，直到停刊后，创办《未名》时仍保持这样的习惯，以至于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我想这些稿子，以后不必再寄来由我看过，其中或有几个错字，你改正改正就是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