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游记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①游记研究在欧美学界备受关注，是因为游记——特别是在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大量出现的异域旅行记——在现代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尔·汤普森认为：“从15世纪到20世纪，(游记)这一文类在欧洲的帝国扩张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时期的游记所高度揭示的，不只是欧洲旅行者在国外的各种活动，还有那些推动了欧洲扩张主义的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同样，现代游记也能提供对于维持着当前世界秩序的各种意识形态与实践的重要洞察。”②旅行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现代性经验，无论是远赴异国他乡，还是云游国境之内，这些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群的接触，对各地风土人情的近距离观察，欣赏自然美景，乃至包括身体的运动，都会对旅行者的自我认知与主体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记游文学不仅例证了现代身份认同的多面性，而且对于文艺复兴以来现代身份认同的发展，也是最重要的文化机制之一，甚至是一个关键的原因”③。 中国现代游记的产生，虽然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欧美游记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和理论意识，仍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游记作品及其包含的现代经验。郁达夫的游记向来被誉为中国“现代游记的一朵奇葩”，“代表了现代游记文学的最高成就”④，本文试图在新的问题视域中重新考察郁达夫1930年代的游记，揭示蕴含其中的丰富的文化意义。 一、旅行、游记与民族国家想象 1933年4月，郁达夫移家杭州。杭州的山水胜景让他有了跋山涉水的兴趣，即便只是半日的游程，在他看来亦可“聊以寄啸傲于虚空”⑤。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4月，郁达夫先后应杭江铁路局和东南交通周览会的邀请，周游两浙与皖南，写下一批脍炙人口的游记，于1934年6月结集为《屐痕处处》出版。1936年，编入更多新作的《达夫游记》问世，郁达夫于是更被看作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⑥了。 郁达夫转向游记写作并大获成功，这既是机缘凑巧，也是时势所然。吴晓东指出，1930年代中国风景游记的生产与当时的旅游热以及政府的推动有极大关系，而出版界的闻风而动与主动出击，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⑦这提醒我们，郁达夫的游记与1934年前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紧密相关。 1933年11月，杭江铁路全线通车在即，杭江铁路局希望借铁路沿线的山水形胜来吸引游客，提高客运收入，遂邀请郁达夫和摄影家陈万里、郎静山同游铁路沿线诸名胜，为拟将出版的旅行指南和导游丛书增色。《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即是此行记游之作，它们与陈万里的《杭江琐记》以及陈、郎两人的摄影作品，均被收入1933年12月出版的《浙东景物记》⑧。1934年春天，郁达夫又应浙江省建设厅筹办的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之邀，与林语堂、全增嘏等好友结伴，从杭州出发，经玲珑山、天目山，出昱岭关入皖，至休宁屯溪，游白岳齐云，写下《西游日录》《出昱岭关记》《屯溪夜泊记》《游白岳齐云之记》等多篇游记。东南交通周览会的举办，有明显的政治背景。从1932年5月起，连通苏浙皖三省的沪杭、杭徽、京芜、苏嘉、长宣、京杭六条公路相继开工，至1933年11月工程最艰巨的杭徽公路建成，三省六路遂实现了全线通车。而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五省筑路特别是五省交界地带军事公路的修筑，即为此准备。1934年2月，蒋介石下令筹办东南交通周览会，名为显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成就，实是要借此检验围剿红军的联络公路是否畅通。⑨“促进交通事业、开发东南名胜地区、引起中外人士游览兴趣”⑩云云，只是表面文章，而广邀社会各界名流为此撰写、创作各类诗文、书画、摄影作品，无非是想借助文化来为南京政府的国家建设背书。 1930年代的中国旅游业及相伴而来的现代游记的兴起，不仅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密不可分，而且也参与并促进了当时强势的民族主义政治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进程。埃里克·朱洛指出，旅游业的兴起一方面与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新的消费模式、健康观与审美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以铁路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化进程直接推动的结果。到了二十世纪，旅游更是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在政治光谱上或左或右的各派政权都试图用以实现各自的目的。(11)正是因为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以及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旅游“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经验的一个简明的隐喻”(12)。1930年代初，国内政局渐趋稳定，交通建设发展迅速，尤其是南京政权根基所在的东南五省间铁路和公路系统的初步建成，为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旅游逐渐成为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不断扩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主要休闲方式，政府机关和大中小学也时常组织集体旅游，这样就在193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