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3)05-0041-09 一、《端午节》：被冷落及评价两极分化的小说 《端午节》是鲁迅应茅盾之约而写的①，发表于1922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九号。从本期封面看，《端午节》排在重点推介文章的首位。在“短篇小说”专栏，《端午节》也位列专栏的首篇，其后是冰心的《寂寞》、王统照的《微笑》。茅盾对鲁迅作品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端午节》在鲁迅小说中是受研究者和读者双重冷落的一篇，学界还呈现出对《端午节》的“两极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与鲁迅同时代的评论家中，对《端午节》给予高度评价的代表是成仿吾和杨邨人，赞其为写实性极强的现实主义杰作。成仿吾将《阿Q正传》和《端午节》这两篇在《呐喊》中比邻的小说进行了对比，“严格地说起来，前者不过是一篇故事(Tale)，后者才真是我们近代所谓小说。……我读了这篇《端午节》，才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②，认为《端午节》对于鲁迅“实在有重大的意义”。杨邨人也充分肯定了《端午节》在《呐喊》集中的地位：“我们在全集十五篇里面，以为《风波》，《故乡》，《端午节》，《社戏》，《不周山》，《阿Q正传》，《明天》为杰作中的杰作，其次的才算是《孔乙己》，《狂人日记》……”③对《端午节》持否定态度的代表首推李长之，1935年，他在列举“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制作”时提到了《端午节》：“我觉得鲁迅有几篇东西，却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在《呐喊》里，是《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和《端午节》”④；“《端午节》，沉闷又平庸，文字先不起劲……让人懒得看下去”⑤。 在当代，《端午节》遭遇研究者们持续的质疑和冷落，有论者分析原因在于《端午节》“风格模糊”，“在鲁迅整个小说创作中的属性和定位不够明确所致”⑥。但也有研究者肯定其特殊性，“这篇小说创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期，包含着鲁迅的自我认识与反省、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对话，涉及鲁迅小说创作史、思想发展史上的某些大问题。其创作心理的隐秘、复杂，在鲁迅小说中可谓屈指可数”⑦；“《端午节》这样的作品，能特别显示出鲁迅眼光的独特、思想的敏锐和深刻”⑧。 时隔百年重新解读这篇小说，只有还原文本书写的历史场域，了解《端午节》创作的社会背景和作者处境，才有可能驱散因种种原因产生的叠加的历史隔膜，消除对文本的误读和偏见，了解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审视小说中内涵丰富的人物，探究其矛盾的性格、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进而对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作出新的评价。 二、欠薪及索薪运动：《端午节》创作的时代背景 小说《端午节》以索薪事件为背景，以政府欠薪、教员索薪、身为教育界的小官僚兼教师的主人公方玄绰生活困顿却耻于索薪的复杂心态为主线，描绘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困境。 杨邨人比较分析了《阿Q正传》和《端午节》的不同之处：“我们读《阿Q正传》时，感觉得我们还是十年前的人物，我们简直变易地位，处在十年前的环境社会之中；可是读《端午节》时，我们已是回来了，我们所感觉的社会环境，正是现在的环境社会。……《端午节》给我们的印象是：(一)金钱的万恶；(二)现代经济制度组织不良的社会，应该推翻；(三)文字的生涯着实养不活人”⑨。1923年10月，一个笔名“Y生”的作者在《读〈呐喊〉》一文中，称《端午节》与《孔乙己》《药》等文一样，“多为赤裸裸的写实，活现出社会之真实背影”⑩。那么，小说反映的社会实况是什么？孙伏园曾撰文回忆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民国十一年是北京政府已经很不像样子的时候了：教职员欠薪、公务员欠薪、著作人几乎没有稿费，知识分子简直没有法子继续生活下去”(11)。周作人在《官兼教员》一文中也谈及《端午节》的创作背景：“小说是讲北洋政府时北京学校机关欠薪的事情，那时学校先欠，职教员发生索薪，兼职的讲师每星期两小时只有薪水四十元，除北大以外又多只以十个月计算，因此多数讲师不热心参加，以官兼讲师的自然也就属于这一类了。后来政府机关也欠了薪，他们也弄不下去了，可是又不能像教员们的闹索薪，情形很是困难。”(12) 小说《端午节》提到方玄绰平时领到的薪水都是“中交票”。“中交票”是袁世凯执政时期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的纸币。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通过议案，规定暂停兑现已发行的“中交票”。此后一年内其他地区逐渐恢复兑现，唯有北京不仅没有恢复兑换，而且仍在增发，使得金融陷于混乱，“中交钞票日益跌价，最感痛苦者厥为各学校教职员，并且薪俸多延至数个月始能发放。故各学校教职员生计之困难几出人意料之外”(13)。1918年3月10日鲁迅致信许寿裳：“近来部中俸泉虽不如期，尚不至甚迟，但纸券暴落，人心又不宁一，困顿良不可言。”(14)这直接导致1919年底北京教职员发起的大规模的索薪运动。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因各派军阀不断扩军备战，“致使本已十分窘迫的中央财政更加困难。1921年春，靳云鹏内阁竟断绝支付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的大中学校教育陷入无法维持、教职员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地步。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被迫于3月14日举行罢教”(15)。鲁迅也停止在各校授课，直到下学期才重新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