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读者对鲁迅小说《伤逝》的读解不满足于“自由恋爱及其局限”的分析框架，但似乎又苦于找不到另外打开文本的新角度。但放在1925年秋鲁迅文体与风格转向的语境里看，这部作品便显示出其与同时期鲁迅杂文创作的亲密关联，甚至在母题、语汇和句法上的互文性。比如： 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1] 一连串杂文或论文词汇密集出现在一个单句里，在虚构文体内构成一个实在的表意单位。在语句和语义上，它同鲁迅同期杂文写作中的语句和语义具有相同的思想指向和文学质地，只是在小说样式和特殊题材的掩护下，表现出一种介于作者意志和叙事声音之间的暧昧或歧义性。 这种叙事语言的暧昧性可进一步推及鲁迅整个“过渡期”(1924-1927)，特别是“女师大风潮”以来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下面这个段落同样表现出一种虚构文体内部的杂文思维，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与叙事人之间、观念陈述与人物内心独白之间的重叠和结构性距离： 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2] 与前面那句话一样，这里密集排列的关键词与观念都与1925-1926年间登场的鲁迅杂文存在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步。就语言和思想质料的同质性而言，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打通了“过渡期”小说和杂文之间的文体样式隔阂，使得杂文能够吸收前期在小说文体中处理的问题、题材、经验和情绪，助推杂文快速上升为主导文体和主导风格。同时，预先设定的小说体裁框架却又把这种主题化、关键词化的杂文“话语”保持在主人公形象、性格和内心活动的自恋、虚弱甚至虚伪的反讽格调上。 把《伤逝》同1925年初的散文诗《希望》对读，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在“诗”的节奏中，《希望》从空虚和迟暮感走向对希望或“希望之盾”的虚妄性的意识，再走向与空虚之暗夜“肉薄”并“一掷”“我身中的迟暮”的意志。在“小说”的叙事节奏中，《伤逝》借着“爱的翔舞”逃出会馆破屋里的寂静和空虚，最终在悼亡仪式般的遗忘和悔恨中回到原地；但叙事“增量”却是一种“生的意志”的自觉，即“向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去”的自我肯定，只不过这个自觉和自我肯定同“寂静和空虚依旧”相伴，更有“子君却绝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的悔恨和悲痛[3]。如果说《希望》里的生命意志同散文诗形式尚且大致相匹配的话，那么《伤逝》里的“存在之辩”却难以和谐地寄生于小说体裁。原因之一是在黑格尔“艺术的终结”的意义上，此时“杂文的自觉”作为思想和语言已经飞得更高，小说人物、情节、环境细节描写和情绪烘托等“艺术”环节几乎完全消解在鲁迅对“世界的散文”即现实一般状况的杂文甚至论文式的认识和把握之中。它们都已无法摆脱由杂文界定的鲁迅思想与文学文体风格的强大引力场而完全遵循“虚构”或“故事”的轨道。这或许正是小说“虚构性”地有一个“涓生的手记”这个有意模糊体裁边界的副题的原因。 《伤逝》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原则所需要的经验、情感和理智的内在逻辑步骤，本身是一种几乎无法由小说艺术形式在情感和审美上“自圆其说”、继而在道德伦理上予以辩解或为之开脱的东西。因此虚构语言对主人公人物形象的艺术贡献颇为有限，因为作品的主题内容只是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观念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人物性格。它的基本句式、句型或“语法”在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中反复出现，比如： 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4] 这里“冷冷地气愤和暗笑”的既是小说鲁迅(虚构)，更是杂文鲁迅(思想、句式和风格)；后者强硬的杂文属性无法为小说在其虚构空间里化解；换句话说，小说叙事和描写的技巧和手段都不足以将这种自觉——它既是存在的自觉，也是杂文的自觉——升华在艺术或审美的感性和形式层面。 严厉而强硬的杂文目光和杂文语言无法在小说空间和小说体裁里获得一席之地而不伤及叙事结构，但《伤逝》又必须抓住并利用小说体裁和形式的基本性能，用来传递杂文信息、表达杂文意志。这个信使只能作为一种孱弱、苍白、自我中心甚至虚伪的形象在虚构空间里改头换面地出现，即作为早期德国浪漫派“美丽心灵”和“主体的滑稽”出现[5]。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小说如何在叙事空间里向杂文让渡，而是杂文的逻辑为何还要披着小说的外衣出现。小说《伤逝》并未试图为男主人公的空虚、自我中心、虚伪和善于遗忘做辩护，而是把他所有的内心动作和自我辩护都反讽地呈现出来，用作小说艺术作品的“感性外观”。但作为“理性内容”的杂文自觉及其“存在的政治”不但在小说形式内部同这种感性外观保持反讽的距离，更在形式与阅读效果上带来怀疑和颠覆性。这就提出了一个内在于新文学小说形式可能性的问题，即：男主人公为何只能是一个“滑稽主体”？为何他没有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史诗(比如“成长小说”)的主角或“英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伤逝》的男主角要在小说世界里摆脱其“死气沉沉的美丽心灵”和“滑稽主体”的宿命，他就必须不能只想着如何自己一个人在“遗忘和说谎”的掩护和引导下“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6]，而是要在同爱人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斗争与妥协中，为两人找到或创造出共同的现实而具体的出路和安排，或在挣扎和失败中一同去领会命运的力量和悲剧的严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