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乐队有一首歌，名叫《晚春》，它的歌词有些来历，据说是主唱刘弢有一年冬天在某旧货店的墨盒盖上碰到，上面的书法镌刻得诚恳又清雅，稍作分节，是这样： 哥哥你今回的北游 觉悟了生命的充实 领略了友情的真挚 社会阵场上的勇将 在轰烈的炮火中间 别忘却身心的和睦 奋勇呀然后休息呀 完成你伟大的人生 几年来，这些字句常常萦绕于心，以至于我决定把它当作一首诗来读。既然是诗，就应该有作者，而“懋德”的身份不难确认：它正是翻译家罗念生的本名。为了进一步证实它出自谁人之手，起头的“成辉”二字是另一条重要线索，在散文《打猎》里，罗念生提到他有一位亲友，被他亲热地唤作“成哥哥”①——“成辉”之外，“德辉”是祖父对罗念生自小的昵称②，因此想必这是一套家族中的堂亲或远房关系。即使不看人名，只从留下的文本索引，证据也会因为某些用词的习惯而隐隐浮现出来：“奋勇”，罗念生在《希腊漫话》序言里表示，学习古希腊文化，使人“更加奋勇”③；“和睦”、“人生”，《希腊精神》一篇，他则大受感召于希腊人“不过度，不走极端”的“健美的人生”。④事实上，通首诗所洋溢的温煦语感、心性，都能和他在相近时期面对亲近之人的发言那里取得对应。罗念生亦是早期新诗人中的一位，然而这一首并没有见于其全集，所以答案很可能存在两个方向：或者罗从未把它当作诗来看，或者，这是各种缘由的疏忽，而在新诗史料中遗落的作品。两者之间或许并不矛盾，尤其当从后来人的视角望去，在那些简朴的措辞之上，已经有一层慢慢累积起来的诗学阴影需要思量——认定这是一首佚诗，并且还是在新诗史风貌、精神维度上的少有之作，就是这篇文章想做的。 “晚春”不是原题，而是刘弢依据墨盒盖上“落款的时序”自拟，⑤年份是在1926(“十五年”)。回溯现代史，这恰好是北伐军将要起事的前夜，又如冯至感应的，一个“从那辽远的南方似乎有什么怒潮澎湃起来的时节”⑥，这一年罗念生二十二岁，因家道中落，刚从清华的自然学科转向文学，周边远近是闻一多、饶孟侃、朱湘等清华文学社同人，写诗的气氛颇足，笔墨抒写胸中块垒和家国主题的情形都不少见。《晚春》有些不同，也许正因为作者不抱有“诗”的先见和自我要求，下笔时，内容即转向明信片式私语，语气读来从容，调子豁朗而轻快，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同期新月派诗艺的整伤感。诗人是听完“北游”一番衷肠之后，才对成辉讲话的，这时，即使对面是兄长，年轻的他自有超出一般阅历的沉稳见识，目光的长远度越过社会，抵及人生，心智的幅度偏离预感中的炮火，虽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但分别触及了“奋勇”和“休息”。“伟大的人生”用于最后的定调，刚一出现，此间斜逸的各种茫茫伤怀均被回收，显示出一个青年人在特定时势下忠贞于生命的不二信念。由于“伟大的人生”落在这段话(这首诗)的结尾——一个终远处，并以“完成”进行其构想，所以反过来，这也只能是年轻作者的手笔。若单凭最感性的阅读，这段临别赠言(懋德以墨盒相赠成辉？)的情感浓度显然很难不被读者捕捉，“哥哥你”时心绪扬起，“别忘却”时交心嘱咐，再到两个“呀”的弥散……俨然一幅动荡年代里，两个青年人有“觉悟”、有“领略”，交谈起来也无丝毫自矜的热切场面。 交游诗本是1920年代一个时期内新诗的风气，《晚春》之热切，不同点在于，它尽可能剥掉了具体的事件和时空，通过心志的往还，将焦点集中在二者所共同朝向的某个命题，从而也构成一起可供联想与比拟的写作事件。有一样事实是，罗念生仅有的一部诗集《龙涎》的诗才并不令人难忘，《晚春》除了碰巧有十分动人的一面，其在可比拟方面的价值，显然也要远多于作为一首单纯的散失之作的价值。具体来说，这首诗中呼出的“热气”是两个人的，他们小心翼翼地对前方岁月表达一种相互砥砺的期待，思考已初步成型，同时，他们又稳稳据守着当下身为青年人的精神和感受力原点。比拟的第一例还是来自罗念生，如果懋德是他，成辉则可换成与他同岁、同学的朱湘，在1933年意外身亡后，懋德为他统共写下过十五篇纪念文字，其中不乏“死了也不死，是朱湘的诗”⑦、“无愧于这位良师益友、薄命诗人”⑧等字句，后一句既是对“领略了友情的真挚”的解读，更是写在半个世纪以后，在这里，时间仿佛已退隐，留下的是对“良师益友”、“死了也不死”的持续理解：相比于朱湘嫉世又暴躁的性情，罗念生的健美观显然处在另一面，不过，这种健美的稳定获得(他一生勤恳翻译、著述古希腊文学)是否有青年朱湘形象的暗中助推，也是可思量的，友人赴死不仅带来反面镜像，其《草莽》、《石门集》等集子里的诗，不也多数低和蔼转，在格律的方寸间尽力踱步么？只要我们把罗、朱二人看作不老的青年，这“青年”的精神内涵就仍有可挖掘的余裕。 只要我们把罗、朱二人看作不老的青年，这“青年”的精神内涵就仍有可挖掘的余裕 更适于联想的例子是冯至和杨晦。1927年，从北大毕业的冯至听从兄长杨晦建议，为着“认识社会”、“到艰苦甚至黑暗的地方”去“锻炼锻炼”⑨的目的(“社会阵场上的勇将”)，只身前往哈尔滨教书。也是在这“今回的北游”，他写出了长诗《北游》。基本上，冯至在此扮演了一个如成辉般先行讲述的、内心也更伤弱的角色，当年寄给杨晦的书信中，常有“真是同死亡一样，不复有人生意义”⑩的沮丧发言。后来《北游及其他》自序写出，对应于慧修(杨晦)——这位“一生中有所向上”都与之分不开(11)的导师——“人生是多艰的”(12)，他为自己涂画的一长串北地伶仃形象同样真切感人，重要的其实不是初入社会者流落他乡的孤苦，而是后面跟着的一段自剖：“虽然如此，但有时我也曾在冰最厚、雪最大、风最寒的夜里，独自立在街心，觉得自己虽然不曾前进，但也没有沉沦”(13)——再往后十余年，沉思中迸发十四行诗灵感的诗者冯至更为人熟知，但我以为，上面这段话也值得较多的关注，冰雪下的“没有沉沦”，可能恰是今后他“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在写作的某种“应然”风气盛行时转趋“实然”色泽的起点，起码，是一种可锻造的意志。1924年通信，冯至已经提到丁尼生“十年之久闭户的努力”留给他的深厚印象，(14)这比他初识给他的中期诗留下大量印痕的里尔克还要早两年(据他说，里尔克真正起影响是在1931年后(15))，换言之，一种“伟大的人生”的诗性远景此时已然启动，并逐渐地，和《十四行集》的写作状态，乃至后续一系列工作取得某种汇合。由此可见，青少的见解、心气，在发展性的写作生涯里的地位，特别是那种颖慧的诗学偏向，除却天才，并不都是可有可无的，反而需要被珍惜。《十四行集》有不少写得成功的地方，而它被作者追忆的缘起，尤其是行走在昆明近郊，“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16)等场面，若是放到某种潜意识的或文学直觉的层面考察，却恰好跟《野草·一觉》里“飞机嗡嗡”、“轻微的紧张”、“窗明几净”的前二段内容取得了同构——须知的是，《一觉》中为鲁迅送来《浅草》杂志，令他略感欣慰的“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正是冯至本人。“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十四行集·鲁迅》)，冯至有意或无意地，以多年后更成熟的作品，回应了前辈对他的期许。这或许也意味着，就像“觉悟了生命的充实”不是一个绝对的完成时态(否则，“伟大的人生”便不再需要去“完成”)，在某种宽泛的意义上，诗歌，当其作为开放的写作事件，尤其结合新诗发生的史要，其主体精神的原点，应当被追溯至新文化之初人们对“青年”形象的构想和设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