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诗言志辨》1947年8月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朱自清最重要的古典诗学研究著作。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古典诗学概念，但在爬梳剔抉、谨严周密的古典诗学研究中又渗透着作者颇为深广的现实关怀。《诗言志辨》一书中，朱自清对古典诗学“言志”概念的考辨背后始终关联着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与反思。换句话说，在《诗言志辨》的文本中始终游荡着新诗的“背影”。对此，王瑶早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论，认为朱自清“致力于古典诗歌的研究也是为了新诗的发展”①。 朱自清是早期新诗的参与者与现代诗学的重要建构者之一。虽然1920年之后朱自清新诗写作的频率锐减，开始转向学术研究与语文教育，但纵观朱自清30余年的创作与研究生涯，他始终关注着新诗的发展。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到1940年代出版的《新诗杂话》，从对朗诵诗理论的探索到现代解诗学的实践等，朱自清对现代诗学的贡献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另外，朱自清是五四一代学人，既接受了现代西方知识体系，又拥有良好的古典文化根基，他的现代诗学思想产生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话交流之中。因此，对朱自清现代诗学思想的审视不应仅仅局限于他对新诗直接发言的文章，而应该深入朱自清整体的学术脉络之中。对于1940年代朱自清的现代诗学思想，过去研究者往往把重点停留在他1947年出版的《新诗杂话》，但从朱自清学术思想的脉络来看，针对古典诗歌原理性问题发言的《诗言志辨》或许对我们考察他这一时期诗学观念的转型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诗言志辨》处理的最重要的议题是诗歌言说的本质为何，背后牵涉到现代研究者如何看待“缘情”“言志”与“载道”等诗歌命题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不难理解，到底是“诗缘情”还是“诗言志”抑或“诗以载道”，这不仅关系到对古典诗歌的认识，也同样是现代诗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现代诗学研究者们的确也在主动借助这些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回答新诗的相关问题，这也是朱自清写作《诗言志辨》这本书并不算太隐晦的出发点之一。借由《诗言志辨》这一言说窗口，我们可以看到1940年代的朱自清，自身的诗学观念也随着剧变的时代而处于某种“动荡”之中，这无疑也深刻影响了朱自清对中国新诗的整体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亲自参与五四新诗构建的朱自清，开始对五四时期的新诗拉开距离，因此获得了重新审视的契机。在《诗言志辨》与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章中，回顾与反思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对诗歌观念的再次校正成为朱自清1940年代诗学写作的“里子”。 一、“言志”与“抒情”的分流：从周作人谈起 朱自清《诗言志辨》的创作缘起之一便是与周作人1932年的著名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进行辩论与对话。两者对古典诗学的认知差异不仅是纯粹的学术之辩，更指向的是如何看待现代新诗的来路与去向。 1932年周作人应好友沈兼士的邀请，到辅仁大学作了五次的系列讲座，后经邓广铭整理，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名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在为此书引来最大争议的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中，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划分为“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思想潮流。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应和着这两种潮流的此长彼消。周作人甚至颇为直观地构造了一幅两种思潮相互交替的历史分期图，以说明“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②。正如讲演标题《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提示的，周作人借用“言志”“载道”的古典诗学命题，想要表达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历史动因。周作人说：“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③ 周作人推崇明末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认为明末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的文学运动造成了民国往前推的最近一次“言志”潮流，而新文学运动则是紧接清朝复古的载道文学之后又一次文学思潮的调整。所以周作人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④。在为演讲集写的序言中，周作人特别指出他的这种文学观念并非全然来自公安派，按他的解释：“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的，不过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尽同，因为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⑤周作人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公安派文学观念的区分一方面是出于学术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其不小心“暴露”了他的“言志”观的主观建构性。通过把新文学纳入这样一种“循环论”式的文学变迁中，周作人赋予了新文学某种历史合法性。 事实上，把古典和现代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看待的文学史论述在当时是颇为常见的建构文学史的方式。比如周作人在讲座中也提到，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人物胡适正是这样看待新文学或者说白话文学的历史来源的，“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就要这样走下去”⑥。同样的，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从诗体解放的角度勾勒中国诗歌的发展路径，认为新诗的自由体是继骚体、五七言古诗、词之后的“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⑦。虽然周作人明确表示他与“进化主义”思维的胡适不同：“这意见我是不大赞同的。照我看来，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⑧但周作人的“循环论”却并非与“进化主义”完全对立，周的“循环论”同样具有打通古今文学的强烈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