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一个充满现代性意蕴的概念，它是人类“进步”和“未来”的化身。与古典时代的“好古”“尊经”相反，现代社会更多地寄望于“青年”对现有生活的不同意，以及对当下世界的改进与优化。最近这些年文学批评领域的相关讨论，也是基于某种暗含忧虑的期盼：希望有“青年”的力量来打破文学生产和文学认知的闭环和僵局。与“青年”概念相关，在近代以来的汉语文学中，“域外”总是代表新知和现代，求新声于异邦，新文学之“新”，正是得益于来自“异域”的能量，而接引能量者，都是担负了“使命”的“青年”。讨论当代青年诗人的“域外”写作，也需在上述思虑中展开。 对汉语新诗而言，青年既是闪耀的词，也是个充满“延迟性”的概念。前者比较容易理解，自“五四”新文学开始，青年就是独具意蕴的词：青年既是新文学最有效的读者，也是文学创造的新生力量。①新诗与青年关系更为密切，民国时期著名的新诗集，比如《尝试集》《女神》《死水》《猛虎集》《鱼目集》《十四行集》等，大多由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完成；当代以来，无论“文革”期间形成的“朦胧”诗群，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道的诗人，大都在青年时期写出了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一些诗人甚至在灿烂的青年时期就不幸离世。“延迟性”是指批评意义上的：迄今为止，相较同龄段的小说家，许多优秀的60后、70后诗人，尚未得到有效的批评阐释；而后起的80后诗人正陆续超过四十岁，90后也不再年轻。 基于当代诗歌批评明显的“延迟性”，讨论当代青年诗人的“域外”写作，需以几位70后诗人作为开端。主要原因有三：首先，这批诗人开始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正快速跨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介带来的语言信息爆破，根本上改变了21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域外”感；其次，在这批诗人身上，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担负的历史感，即夏志清所谓“感时忧国”的心结，开始发生变化；另外，一些青年诗人身上新生的“地球人”自觉，有利于他们在写作中摆脱新诗传统和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制约，建构新的崇高意识。 众所周知，当代诗人的“域外”写作，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部分当代诗人的去国开始。被剥离母语环境抛掷“域外”，导致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某种经验或文化的分裂性。正如曾长期旅居法国的诗人宋琳所言：“无论是国境、语言，还是物质的隔绝状态，都将世界分成两半。在复原完整性的努力与实际的疏离的矛盾中所产生的相反的力，都试图将诗人推向精神分裂的悬崖。”②“朦胧”诗群多系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他们的诗情基本都与大历史话语相纠结，他们“域外”主题的写作，亦多是对此的二度隐喻或深杳象征。“第三代”诗人的域外写作，更多吸纳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流亡”文学传统，多维拓展了新诗对语言/生存、文化/乡愁等命题的表现。参照之下，我们可回到当代青年诗人“域外”写作的重要开端：几位当代70后诗人——以王敖、倪湛舸和不久前遽然病逝的胡续冬为代表——的“域外”写作。王、倪大致都在世纪之交留美，然后在美国大学任教。胡续冬毕业于北大，后在北大西语系任教。他在21世纪初期(2003-2005)曾到巴西访学，留下众多诗作和其他文字，他大概是首位将巴西体验见闻写进新诗的汉语诗人；后来他又短暂游历美国，也留下了优秀诗篇。这三位诗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作始于1990年代后期，风格成型于新世纪头十年。 前面说过，在世纪之交，互联网开始在中国迅速普及。三位诗人出国留学、工作或访学，都是自主生活选择或学院知识分子常见工作的一部分。互联网客观上弱化、甚至取消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诗人们面临的时空阻隔、语言丢失和文化流放之苦。回想20世纪90年代初诗人北岛在海外主持《今天》杂志复刊时，流散世界各地的诗人们只能通过纸质书信邮寄往来，辅以昂贵的长途电话商谈，最后在香港印出杂志，再慢件寄往世界各地。而21世纪以来抵达“域外”的中国青年诗人们，无论身居何处，都能以互联网搭建虚拟而亲密的共同体，不再有张枣们当年“痛失中国”和“知音难觅”的迷惘。虽然青年诗人们在诗艺养成过程中与前辈优秀诗人有各种关联，但网络化的新世界催生的一切，却让他们的写作发生巨大变化：“域外”固然有各种新事物新经验，但“网内”世界却相通相近。旅美诗人王璞(1980-)曾讲过这种区别：“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出国留学一直是中国海外经验的重要一面，但新世纪我们这一代海外学子的经历，已经很难归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那种传统了。”③胡续冬、王敖、倪湛舸的“域外”写作里，前辈诗人笔下常见的关于“对抗”的直接表现隐匿了，也不再有因理想的幻灭、时空或语言文化阻隔引发的怨郁。或者说，一直占据甚至束缚二十世纪新诗表达的“历史感”，在这些诗人的“域外”诗思中，明显发生了偏移。 胡续冬对当代诗歌公认的贡献之一，是他对诗歌喜剧性的杰出发明。在他有关巴西和美国见闻的诗里，密集出现的当地元素，他卓越的喜剧风格、祛魅本领和语言熔接术，为独特的异域体验与见闻赋形；略作比较便可发现，在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的“域外”诗歌写作里，更多表现的是诗人个体处境/心境，即使有许多作品跟心仪的、纸面上的诗人展开对话，也是为了明确某种受伤或流亡的自我形象；而较少直面“他者”或“异域”经验。胡续冬在这点上显然不同于前辈。青年学者周星月曾敏锐地注意到2003年开始的巴西之旅在胡续冬写作中的“拐点”意义，并指出2008年秋的旅美组诗“是对他由巴西时期发展而来的异旅诗学的一次大规模集中实践”④。异域碰撞拓展了胡续冬的风格，或者说，胡续冬拓宽了当代新诗的“域外”想象力。典型的例子之一是他的《IWP关于社会变迁的讨论会》一诗，写爱荷华一次学术讨论会。与周星月呼应，诗人王敖在胡续冬笔下辨认出了“新的诗歌物种”： 诗人(指胡续冬——笔者)就像一个世界诗歌领域里穿透各种边界的自由原子，拥有多个立足点，以强烈的个人节奏开掘另类文化、缠绕非线性历史、在旅行中自我更新、融合方言、横跨媒体。由此，他发展出一种不断偏转和回放的诗歌思路——既接受现代主义诗学对于完整有序的传统的幻想，又能从中逃逸出来，生成不同时间观念中的自我形态，把很多被现代诗学抛弃或压制的主题和美学，改造成新的诗歌物种。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