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及其文本可能的宿命　　

      谈到当代小说家及其文本可能会有的宿命，1980-1990年代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文学节点。不妨说，持续性写作三十几年的许多作家，他们的写作大都从1980年代“逶迤”而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写作发生、叙事资源、文学书写的来龙去脉。这些，延续、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生动起伏的文学图景和内在精神文化价值。现代文学研究界一度流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在这里，表面上看似乎在强调某种继承性，实质上，我们都是在寻找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个“节点”不仅决定文学叙事的审美伦理选择，更会影响到作家对个人性经验所做出的精神、文化突围。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是“偏见”的产物，写作是对作家个人判断力、想象力和表现力的挑战，文本所呈现、涉及到的，定然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心理和灵魂的状况。毋庸置疑，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尚且处于一个“集体主义”尚未退场的状态，一些文学的“发生”，都还带有坚硬的固化思维的特征，以至于文学不断呈现出阶段性、“潮流化”的审美形态整体性的“趋同”。即使1985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深层价值取向，已经渐渐发生具有史诗性意义的转向和迁移，但是，那种观念或理念上的调整，我认为仍然只是表层意义上的振荡，并未构成当代文学写作与批评的历史性深度改变。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文学发生与文学生产的相关制度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在作家的写作中以不同的文本形态开始“发酵”。也许有人会发问：“九十年代”真的那么重要，那么不可复制、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吗？就是说，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抑或在“九十年代”与“新世纪”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隐形的血脉联系？对于文学、对于作家及其文本而言，文学叙事的时间、空间维度，处于怎样的辩证、发展或纠结之中？复杂的、冲动的、发散的、全方位跃动的“八十年代”，又是怎样“衔接”并延展出“九十年代”的多重性和可能性？我们看到，“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有很多人的写作在“九十年代”发生着强烈的个性化的转变，呈现出叙事的“新状态”。这种所谓“新状态”，看上去主要体现在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即文本的文体层面，实际上，已然是叙事学层面的又一次“革命”的发生。文体的变化，任何时候都与时代、社会的症候密切相关。说到底，文体的革命，就是作家意识到的生活、经验、表达欲望等溢出既有文体的边界，不同文体的元素发生重组、编码，呈现文体的模糊状态的多元品质。新文体的形成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是时代发生历史性转变使然，而且这个问题是无法忽视的。其实，“文体实验”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被反复提及，但还仅仅停留在文学如何向本体回归。“革命总是发生在事件的第二天”“一般说来，在一个思想相对解放的时代，文体的表现形态要相对活跃一些，文体的界限也相对模糊一些，而在一个思想沉闷、观念闭锁的年代里，文体的自由度要受到限制，文体的格局也要更单调一些。”①因此，我们从文体层面考察作家的写作发生和文本宿命，恰恰是符合文学写作本性的，反趋同的，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审美维度。

      那么，现在回头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表”和“地形图”上，“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确是两个最具革命性和历史性变化的时期。这两个特定的时间概念及其丰富内涵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着我们对于一个时代及其文学的理解。或者说，哪怕是对于今天的写作者来说，无论是否从这两个时期出发，对一个正在急遽发生变化的“百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的理解和表现，都无法绕开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再度认知。因此，回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社会、时代、生活、文学的环境、氛围和文化生态，对于作家、作品研究和重新考量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和参照价值。我们会清晰地看到，1985年之后的“先锋”“实验”和“现代主义”潮涌，一度对此前受到意识形态“规约”、高度统一的文化律令引导下的文学叙事，构成审美理念上的冲击。个人性话语系统开始纷纷进入建构的状态，封闭的系统逐渐被打破，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在尚属含混模糊的所谓“实验文学”的旗帜下惊艳出场。查建英在访谈作家阿城时曾经谈道：“现在回头看八十年代的好多讨论和话题，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短暂的现象，有点虚幻，一个更现实的年代已经就在拐角了，但当时没有人预料到。那时，大家充满一种解冻期的热情，生活上还有国家给托着，是个有理想也有很多幻想的年代。很多艺术家、作家就觉得很快就能赶上西方，我们天天在创新嘛。记得黄子平有句俏皮话：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王蒙也说作家们‘各领风骚三五天’。总之，三五年就把西方作家一个世纪各种流派都给过了一遍。那时真的气儿挺足的，并没有感觉后边有这么多问题呢。”②查建英所谈及的“短暂的”虚幻，实质上尚属作家、批评家当时“非个人化”地感受、理解文学和写作的真实状态，他们大多数人还在沿着既有的框架、用半模仿的“套路”发出“众生喧哗”的复调声音。王尧在探讨、考察“新时期”文学“源头”的时候，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八十年代”文学及其发生，命意为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许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新时期”的创作判若两人：“他们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但他认为文学在跨时代的转型中，自身的演进是有迹可循的。另外，考量写作者有没有对生活、现实进行审美化的能力，也是审视作家认知力高下和自身调整的重要因素。王尧还特别提到，“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和私人话语的产生，民间社会和民间话语才出现了分层的现象。我觉得我们不能不顾及这种分层。”③在这篇文章里，王尧主要是强调作家在大时代的转型期，新的叙事话语产生的困难、矛盾和文本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点，也增加了“八十年代”文学生态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就是说，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发展，甚至振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决定了作家的写作发生及其文本的命运。当然，作家叙事方式的调整、新的文化元素植入，也让其写作面貌发生新变。在那个年代，求新、求变，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成为作家避免自己被抛出“主流”轨道而被边缘化的重要选择。不能不承认，这个时候，几代中国作家的写作，都各自开始发生宿命般的变化，并逐渐走向进一步的分化，即价值观、审美方式正日益转向、进入到个性化、个人化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