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走过了艰辛而多样的探索之旅。回顾与反思这段学术史，首先必须了解这一历史时段的复杂性及其之于文学研究的挑战。总体来看，1990年代具备“终结”与“起源”的双重属性。所谓“终结”，是指它处于革命世纪的尾声。霍布斯鲍姆曾提出著名的“短20世纪论”，认为20世纪终结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而福山则于1992年出版畅销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宣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而所谓“起源”，则是指1990年代所奠立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制度与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日，不啻为理解当代状况的起源时刻。就文学研究而言，许多研究路径在这一历史时段成型，其贡献与限度在晚近三十余年间已产生巨大影响，亟需全面而深入的清理。 1990年代兼具“终结”与“起源”的双重属性，这意味着历史已行进至一个时空高度压缩与剧烈转型的阶段。对身处其时的文学研究者来说，既要面对19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与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想资源，又要面对来自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苏东巨变、市场经济建立、全球资本扩张、传媒强力介入与社会加速分化等多重参数的合力下，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启蒙理想与纯文学体制已无法全然应对，文学研究者必须再度寻路。他们不得不在激进与保守、理想与世俗、文化与市场、精英与大众之间不断调适，寻找更有效的研究方式。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知识背景与价值立场，其时的研究者探索出不同的研究进路，彼此间也构成不小的张力。 许纪霖曾指出，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共同追求以西方为代表的普世现代化(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因而知识界拥有“同一个价值态度和知识平台”①，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态度同一性”破裂，不同的现代性诉求出现，知识分子群体随之分化。他进一步总结说：“19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②换句话说，1990年代其实是检验1980年代启蒙理想的历史阶段，也是由激昂的理想主义再度落回地面的过程。检视这一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中的分歧与张力，不仅构成研究1990年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助于理解今日文学研究状况的其所来路与未来生长点。 一、知识转向：由人文而社科的突围与限度 由上海的文学批评家们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1990年代思想分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了解其时文学研究者切身处境的上佳入口。这场讨论的水平虽然有限，但仍旧彰显了思想论争的公共性与批判性，也极为坦诚地显露出知识界的危机意识，即必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调整研究方式，再度校准知识分子的位置与功能。这场由1993年延续至1996年的论争，涉及文史哲多个学科，后期也有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加入。但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这场论争的关键词“人文精神”过于笼统，它本身是相对于政治控制与市场霸权而存在的，在论争中发挥的主要是批判作用，而非一个有着清晰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也正因如此，持有不同知识背景与价值立场的论争各方，在含义模糊的话语洪流中难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进而在共同的危机面前渐行渐远。 比如在文学界，面对商品经济的挑战，“二张”(张炜、张承志)秉持激烈的愤怒与批判态度，但在王蒙看来，商品经济恰恰有可能真正带来人的自由与解放。王蒙肯定了作为人文精神讨论导火索之一的王朔作品，认为他撕破了伪崇高的假面，并提醒“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与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作茧自缚”③。张炜与张承志将人文精神看作抵抗商品经济的战旗，而王蒙却看到人文精神可能带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反而是市场经济可以满足具体的人的需求。对人文精神截然不同的理解在当时是普遍存在且难以克服的。面对这场争论的“无解”与混乱状态，汪晖的批评非常有力： 人文主义者关心人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而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问题。对于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呼吁，我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而是为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例如，对于整个社会过程的重要变动，为什么不是从生产方式、资本的活动、全球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重要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来着手分析，而是把人文精神的失落视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原因或结果？④ 在汪晖这里，提问方式由“什么是人文精神”转变为“为什么是人文精神”，进而发现这种道德化、理念化的思考方式是远离现实的，使用那些抽象含混的概念是无法对真实世界中的生产关系与资本运动作出批判性分析的。在此意义上，人文精神讨论是1980年代新启蒙意识形态的延续，延续了对“人”的理想化的、人道主义的理解方式，难怪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的精神内核是19世纪人道主义的复归。进入1990年代，知识分子不得不从19世纪的道德理想国与“大写的人”中“出走”，面对20世纪末出现的现实难题。 “出走”意味着思考方式和知识结构必须有所更新，这一动向在1980年代中后期便已十分突出。正如程光炜的总结：“1984、1985年后，由于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化心理学研究涌入国内，‘知识化’的批评开始代替‘感性化’的批评并在新潮批评家那里流行。”⑤“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走向未来”丛书等也极大地帮助研究者更新了知识结构，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这类知识更新依旧是在现代化范式下展开的，并未对现代性本身产生深刻怀疑，反而是将各种思想流派、学术方法打包压缩为需要学习的“现代”对象，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反思现代性的一面。 相比之下，1990年代发生的知识论断裂是彻底的，当知识分子所渴求的现代性真的降临时，“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现实结局却令他们彷徨于无地，需要重新尝试去理解现实发展的动力机制，由此也推动了由人文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正如薛毅所观察到的，19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知识界发生了“知识转向”：“在之前，知识分子阅读的是尼采、海德格尔、加缪、弗洛伊德、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之后，人们开始阅读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福柯、《帝国》乃至《资本论》等等。这20年的变化大约可以从书单上窥见端倪。”⑥与此呼应，张旭东也回忆说，他从1995年博士毕业到21世纪最初十年都在集中补课，学习民族主义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否则就“无法应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形态、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连续不断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挑战”⑦。在这一知识转向下，新启蒙意识形态乃至人文精神讨论中的焦点——抽象的人——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处于特定制度与全球化体系中的个人，分别以市民、国民、公民等不同面貌被讨论。可以说，国家、民族与全球体系取代“人”成为1990年代中后期讨论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