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起源”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德格尔在讨论尼采虚无主义思想的“起源”时，就曾针对流行的误解，把问题从时间轴线上的过去及相应的历史空间，转移到了共时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上：“在这里，‘起源’不光是指‘从何而来’，而是指虚无主义生成和存在的‘如何’(Wie)，即方式。‘起源’决不是指可以在历史学上计算的发生过程。尼采关于虚无主义之‘起源’的问题，作为一个关于虚无主义之‘原因’的问题，无非是关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问题。”①《传统的发明》这部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论著，也明确指出，与传统社会的支配性“习俗”不一样，现代社会之所以要“发明传统”，“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目的是为当前正在或者将要展开的实践活动“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 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某种历史的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已经确立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仍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② 很清楚：一个事物的发生或“起源”，并不取决于历史时间上的过去及遥远的源头处的“另一个空间”里究竟“有什么”，而在于叙述主体当下的历史诉求究竟“是什么”。 但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即所谓的发生学研究领域，问题却一直比较特殊。大概是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欧洲的各民族国家，都经历了摆脱作为“宗教-帝国语言”的拉丁文，以地方俗语为中心来确立自己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但以汉字为中心的书写语言的连续性，让胡适等“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一开始就在历史时间的连续性上，把唐宋以来的白话文学当作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第二，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并没有构成截然相反的两极，“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的‘帝国’意识中有有限的‘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的‘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③，诉诸“自古以来”，一直就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合法性话语生产机制。所以，尽管也有了立足于共时性语境，在读者群体和生产机制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中来探讨问题的代表性论著④，但沿袭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故事，在遥远的“源头”上苦苦寻找这样那样的“起源”，仍然是今天的主导思路。 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人”这个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会被当作“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思想和生存论范畴为切入点，从理论倡导、叙述形式和文学知识等几个不同的层面，再次确认并深入梳理一下“人的文学”如何让地方风俗、地域文化、方言土语等“地方景观”得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也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和必要性。 二、“写实文学”与“人的发现”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白话的采用，尤其是白话诗创作开始的。但胡适说得很清楚，“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⑤。从“文的形式”，从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入手，“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最终目标还是获得“新内容和新精神”，为了精神的自由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⑥ 所以，不必等到他后来自己把“文字工具的革新”和“文学内容的革新”两者结合在一起，“来叙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⑦，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刚一发表，陈独秀就干净利落地把胡适内容上侧重于“不能做什么”，态度也吞吞吐吐的“改良八事”，变成了“要怎么做”的“三大主义”，正式竖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为什么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呢？他详细解释说： 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的共同缺点也。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日埋头故纸堆中，所注心营目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⑧ 应该承认，陈独秀这里的语言表述，本身就没有脱离他所批判的“古典文学，铺张堆砌”的毛病而不够准确、清晰，观点则又充满了不容置辩的战斗性，缺乏必要的阐释和分析。所以，无论是当初及以后一路下来的高度赞扬，还是或明或暗的否定，甚至用“保守”“激进”之类的标签来区分胡适的“改良”和陈独秀的“革命”，实际上都只是简单的直接转述，没有真正触及“三大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深层的历史含义。胡适说《文学革命论》之于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完全赞成我的主张”，让他的主张获得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⑨，也遮蔽了陈独秀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