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革命和思想革命的

      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分卷主编基本都算得人。首当其冲的《建设理论集》，胡适作为主要当事人，“导言”开首就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1]而事实上，至少有关文学革命，胡适的叙事建构一直没有中断。《建设理论集》的“导言”，可以看作十多年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于新旧文学两面互换论述比重的新版。“导言”之后，专门作为“历史的引子”的《逼上梁山》，也可以看作《尝试集》自序的增订本。

      胡适有他的自信。针对陈独秀所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2]，胡适断言，“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3]。二人各有主张，此无法求证，可不具论。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向被叙述为文学革命的起点，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八事”。有关“八事”，胡适前后有好几个版本。按他自己的说法，最早于1916年8月19日给朱经农的函件中提出[4]，随即10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刊载他给陈独秀的“通信”，也有同一版本的“八事”，只是稍多些附注。估算邮寄到刊发的时间，应写于给朱经农信后不几天。接着就是《文学改良刍议》上的版本，内容未变，顺序却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除又有顺序调整外，为了映照新提出“肯定的口气”的“四条”，“八事”均改写为以“不”开头的句式。为清眉目，兹先简表如次(下页)。

      

      这几个版本，内容无甚差别，只是顺序多有不同。《文学改良刍议》各条的排序，从感觉上说，颇为混杂。其实此前函件中的两个版本，却有着相当清晰的相互关联。前五条之末附注“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后三条之末附注“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有着明确的分类。

      形式五条，首先是“不用典”，次条“不用陈套语”，“陈套语”是对“典”以外的语言要求。再下来两条，其实都是他当年热心做白话诗的原则，“不讲对仗”关于形式，“不避俗字俗语”关于语言。最后的讲求文法结构，则是全体性的总论。内容三条与此相类，“不作无病之呻吟”是约束“有我”；“不模仿古人”是避忌“无我”。最后一条“须言之有物”，则是总纲。

      “八事”还在美国留学生朋友中传阅时，第一条“不用典”就受到挑战。“吾友江亢虎君”论证绝对不用典之不可能[5]，也确实胡适自己函件中，都无以避忌。而到了陈独秀这儿，却是最后一条“须言之有物”遭到质疑。陈独秀的答言在大表赞同之余，直截了当提到他的疑虑：

      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6]

      显然是为回应陈独秀的质疑，《文学改良刍议》将先前“第八项”一下子提到第一项，由此打乱了原来的规整秩序。胡适解释，他的“言之有物”并非“文以载道”，“吾所谓‘物’，约有二事”，即“情感”和“思想”，而“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7]。

      陈独秀对“言之有物”所可能产生的“流弊”如此敏感，并一下子联想到“文以载道”，实在毫不足奇。陈胡都是安徽人，当时后期桐城派还是文坛最大势力。桐城派所标举的最有名最简洁口号，即方苞所谓“义法”，“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8]，约略类今之内容与形式。而发端于韩愈的“古文”，衍至宋元明清民国，所谓唐宋派文章，实不止是文章一事，还有正统意识形态的一面。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9]，正是桐城派的理想和准则。其“言有物”一说，乃与柳宗元“文以明道”、周敦颐“文以载道”相贯通。难怪陈独秀立即对此表示警惕。

      胡适解释“物”指“情感”“思想”，绝非“文以载道”那个“道”。而陈独秀所指，显然在于“言之有物”和“文以载道”在思路上的一致性，也就是文学为某种功利目的服务。在他看来，“道”固不可以文“载”之，胡适所谓“见地，识力，理想”，尽管在内容上绝异于“道”，但就性质而言，同样不能要求由文学来承担。因而，《文学改良刍议》文末的独秀按语，所称赞仅是胡适“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一点，而不及其余。此后在答他人的通信中，间接地回应了胡适的辩解：

      “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馀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10]

      陈独秀对西方文学史有相当系统的认知。1911年初《神州日报》连载《欧洲文艺革新论》，其中有署名“仲”者，即陈独秀。连载内容截断在十八世纪末，首尾今已不可见[11]。四五年后，《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四号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大体可以看作续作。其叙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到理想主义(Romanticism)，再到写实主义(Realism)，最后到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进化论路径，并强调“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