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948/j.cnki.hgzlyj.2023.03.009 一、引言 以发展高等教育来促进有效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是实现中国经济由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式增长向创新驱动型的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渠道。这是因为：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人”这一主体所从事的对制度和要素进行重组和革新的综合性活动，它应以一定的知识、技能、信息、文化和素养等要素或禀赋的积累和储备为基本前提。很明显，高等教育以其丰富的学科门类、前沿的专业知识和高端的师资人才为各行、各业及各部门培养了主导创新活动的“人”才，因而是整个社会创新的主要来源。高等教育在促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人口增长放缓、资源供应紧张和治污成本攀升的新发展阶段，将随着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而愈发彰显。那么，高等教育质量将如何影响科技创新?在我国各省、市的发展实践中，高等教育质量的变动又带来了怎样的“创新效应”?基于此，本文拟从质量的视角，就高等教育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展开机理和实证研究。文章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在测算高等教育质量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影响科技创新的传导机理和数量关系。 已有文献对于创新为何会发生的解释，主要从创新需求和创新供给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其中，从创新需求的角度来看，创新性产品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结构的优化，不仅能够有力地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Schmookler，1966)，还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市场风险(Vernon，1966)，更能够极大地增加企业的经营利润(Nelson和Winter，1982)。因此，市场需求规模的大小和结构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新产品的销售量和创新理念的实现，是拉动创新的外在力量(范红忠，2007)。但是，市场规模和结构在逻辑上只是需求层面影响创新的直接原因，导致规模大小和结构形成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影响创新的深层次原因。其机理在于：低收入群体不能承担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而高收入群体则对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具有较强的偏好，唯有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消费标准化和规模化创新型产品的中坚力量。因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占比越大，其科技创新水平越高(Sokoloff和Zorina，1990)。不过，收入分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由于采用不同的分析样本而有可能得出具有差异的结论，如有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越严重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动力的激发，因而有利于科技创新(Foellmi和Zweimuller，2006)；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Young，1993)；还有观点则认为收入不平等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不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它将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有可能出现或正或负的数量关系(王俊和刘东，2009)。 如果说市场需求是创新提升的外在拉力，那么创新供给则是创新提升的内在推力。从机理来看，基础研究与实验发展领域的人员投入和资本投入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源泉(权晓虹和沈体雁，1999)，而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质量的提升则为研发人员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来源。因此，不管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还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的源泉最终都将归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创新实践中，尽管创新往往表现为企业的一种逐利活动，但就根本而言，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依然主要是来自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人才，即在创新实践中充斥于企业研发部门的人员大多都有过高等教育的经历，这与企业招募科技研发人员时须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资质规定相符，因此，企业的创新活动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来源于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石丽和陈万明，2015)。高等教育发展对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高等教育为先进工艺的推广、科学文化的传播以及管理方法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刘自成，2017)；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传播与发扬，总量上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结构上则丰富了人力资本的层次，最终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微观个体的创新能力，最终带来了中观层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宏观层面国家或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李子联，2020；Benneworth和Sanderson，2009)。 已有文献主要从“数量”的角度对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科技创新的传导机理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为本文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思路。但遗憾的是，注重从高等教育质量的角度所展开的研究看似丰富，实则极少出现在文献之中，这在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时期，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滞后和研究上的缺位。仅有的文献仅在分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水平的影响时间接地指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在数据经验上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吕艳和胡娟，2010)。综合而言，已有研究较少考虑地区差异和主体差异分别从省、市层面和创新主体的角度就高等教育质量对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效应展开直接分析。此外，仅有的相关主题的研究对高等教育质量影响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极少涉及，这为本文就这一主题展开深化研究提供了可行空间。 二、传导机制的文本分析 从内涵来看，高等教育质量可以被抽象化地概括为高校里进行某种教育活动的目标所达到的程度(胡森，1987)，它可以分为个人本位为主、知识本位为主和社会本位为主的高等教育质量(胡建华，2005)。基于这一理解，高等教育质量影响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也就可以相应地概括为培养创新人才和积累人力资本、参与知识创造和促进科学研究、主导科技攻关和提供社会服务三种渠道。在这一机制中，高等教育质量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在呈现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同时，又交融性地显现出“内在效应”和“外溢效应”，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