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科学革命点燃科技的火种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助推着各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型大学的庇护下，从事着世界重要基础知识发现、应用研究研发以及培养精英领袖人才的使命。但考察历史过程也可以发现，学者们似乎总是习惯于局限在自己的学科视野范畴，由此使得科技与科技、科技与人文渐行渐远。这既不符合新兴科技在日益渗透中不断取得重大创新突破的机理，也不利于化解风险社会日益增多的科技隐患。那么，新兴科技的发展趋势，使得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治理体系最有利于创新?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又该追求怎样的创新?如果说已有的研究型大学或者说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多少还是有些力所不逮的话，而各国兴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①，目前的做法在某些重要方面似乎也阙如。这种现象，与研究型大学战略空间的构造密切关联。战略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主要根据人们需求的变化而被定义与塑造。战略空间具有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的特征。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战略空间是推进战略思维和战略意图以及组织战略资源和战略实施的场域。战略空间的形成和构造，可以选取把影响研究型大学战略发展的不同规制要件作为分析维度，其中每一个要件的选择就构成了一个战略空间点，数个要件选择的集合便确立其发展的战略空间。长期以来，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空间逐渐在历史的沉淀中构造成型和相对固化。它们在面对当今时代的重大难题时，很难进行畅通的自我调节和矫正，需要突破诸多障碍方能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智慧结晶的产物，原本可以在摆脱传统研究型大学痼疾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应对时代之变的战略空间赢得后发优势。但察看这类高等学校办学实践，它们在战略空间的探索上仍需进一步创新发展。基于此，笔者尝试从构造新型研究型大学理想的战略空间上，描绘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图景，以期对高等学校的未来发展有所助益。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中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筹建全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现象。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类新兴组织，如何赢得生存、成长以及崛起的后发优势，需要着重对其进行理性观照。经济领域内存在的大量后发企业，它们在战略空间抉择上的成功理路，可以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参照。后发企业大多为新建的中小企业，它们无力与大企业在同质性的产品或服务领域进行角逐。但为了赢得生存崛起空间，它们会主动选择在大企业力量薄弱或盈利甚微的小块地带寻求发展，从而免受竞争与挑战。后发企业对战略空间的选择是聚焦特定市场，即市场细分下形成的顾客有独特需求且这种需求尚没有得到令人满意服务的小规模市场。[1]为了给这类市场中的顾客提供具体的、独特的以及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它们通常会集中全部战略竞争资源，在“组织战略发展重点以及组织结构、运营、资源、技术、人才、合作与创新等方面打造出具有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2]，由此成为在某些特殊的产品、技术或服务上的领衔者。 萨尔米(Salmi，J.)等学者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指向利基高等学校(a niche institution)或者拥有利基计划(niche programs)的阐释，与后发企业的崛起思路颇为相似。他们立足历史实践层面，通过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作为试图创造卓越的新兴高等学校，它们普遍在科学和工程等少数精选专业上致力于成为世界的领头羊；大多选择了符合本国发展议程并与当地经济直接相关的卓越教学和科研领域；在课程、科研的重点以及组织结构安排上大都没有遵循传统院系设置，已经把“跨学科”作为其院校基因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3]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以“利基”这个关键词来表征新型研究型大学，其实是借用了“利基”内涵在经济学领域的拓展性应用。“利基”原本指壁龛，适当的位置或恰当的处所。它表示存在一个位置空缺，该位置空缺必须由特定物件来占据。[4]在经济学领域，“利基”的延伸内涵通常取后发企业如何博取战略发展空间之意。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战略空间的探索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笔者的论述，与萨尔米等学者的阐释有较大的不同。这些学者的相关表述主要来源于实践层面的结论，并没有从理论上作进一步关联、延展和揭示。笔者则是在考察国内外实践尤其是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其次，笔者立论的宏观背景是站在人类社会今后应如何发展、如何共处的立场之上。倘若以此观照目前国内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实践，可能有些做法还需驳论。尤其是在面对科技滋生的风险问题上，它们仍然和传统研究型大学一样，关注度不够或者没有把它提升为重要议程、放在重要位置。这种举动，需要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再建构。再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有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并没有走其所宣称的变革之道，而是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有趋同化迹象。这种现象，也有待从理论上予以澄清和阐释。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阿特巴赫(Altbach，P.)等认为，这类大学是在卓越领导的引领之下，依赖理念与资源共筑学术卓越，助力国家(乃至国际)具体目标的达成。[5]国内也有研究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种全新的提法。作为一种学术话语，新型研究型大学承载了中国本土研究型大学模式创新的重任，应当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具体方略，重塑基础研究的新模式以及多元一体的大学形态。[6]在对筹建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何重要意义的阐释上，有研究指出，这类大学增加了高等教育全貌的多样性，为全球大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7]从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被寄予的期望来看，人们希望它们能够促进国民经济领域的科技发展，推动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鼓励与当地产业界进行知识交换，以及助力本国社会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功转型。[8]就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特征来看，有研究认为，它们普遍把高起点、高定位、小而精、国际化、研究型等作为自身的办学定位，[9]在吸引人才、创造卓越、经费支持和规范治理上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特点[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