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章编号】1003-8418(2023)07-0009-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23.07.002 “现代化”概念一经诞生，便与“加速”建立了密切联系。彼得·康纳德指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1]。托马斯·艾利克森也论证了“现代性所牵涉的，就是时间的加速”这一论题[2]。“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不断‘加速’的过程”，加速构成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逻辑[3]。 相比于具体的、有形的、易于被实践建构和改造的“空间”，“时间”一直被视为抽象的、恒常的、客观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的“去时间化”倾向。一是从研究主题来看，对空间的关注远多于时间；二是从研究内容来看，许多涉及时间之维的研究，将时间理解为机械的“物理时间”和事物发展的“内生变量”，认为时间是匀速流失的，既不存在加速和减速，也不构成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4]。直到20世纪初，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内时间意识”概念，“时间”的主观属性才正式摆脱客观机械论的束缚[5]。20世纪80年代，“时间社会学”相关研究不断增多。保罗·维希留将加速的生产性和破坏性统一起来，建构了相对论速度学理论[6]。但总体来看，“严谨细致，并且无论从理论上到实证上都言之有物的有关时间的社会科学的分析仍然一如既往的匮乏”[7]。21世纪之后，“时间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成熟，以哈尔特穆特·罗萨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通过“加速视野”剖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某些特征和变迁趋势，探索社会加速的本质、根源及其引起的新异化问题，这些研究逐渐发展为系统的社会加速理论。 伴随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引入，中国学界也出现以加速理论框架分析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王建华分别探讨了“加速时代如何成就大学卓越”[8]和“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9]等问题。陈先哲借用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和共鸣理论，指出时间之维的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正是高等教育系统形成加速循环的过程[10]。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加速现象的深层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相关研究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内理论研究的历史较短，原创成果较少，多是对国外著作的译介、评析和既有理论的借用。二是某些研究对原有理论存在误用的情况。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加速现象片面否定的认识论倾向、试图用“慢原则”解决高等教育加速异化问题的方法论倾向，往往会产生逻辑谬误。三是加速理论应用的本土化问题。加速理论作为一种政治倾向而存在，用以对当今资本主义现代化展开批判，揭示被繁荣发展景象所遮蔽的“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危机[11]。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践行着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加速现象的特殊属性，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文化和制度优势，规避高等教育加速陷阱，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速：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马丁·特罗指出，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将在加速变化的条件下进行，对社会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反应能力成为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技能[12]。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受到加速逻辑影响，不断重塑自身系统，在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变革频度等方面都表现出加速倾向。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加速逻辑 马丁·特罗以毛入学率为基础建构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是研究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和分析框架。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整体速度不断加快。20世纪之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在低水平徘徊，毛入学率长期处于15％以下；二战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开始提速，许多国家在数十年之内即可实现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跨越；到了20世纪末，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一步加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0年内突破15％进入大众化，在20年内由15％跃升至50％以上，实现普及化，已经成为常态[13]。从横向的国别对比来看，许多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由于受到加速逻辑的驱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率反而更高。譬如，中国由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起步晚、入学适龄人口存量大，因此步入大众化阶段的时间比美国晚61年，比日、英、澳等国家晚30年以上；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时间比美国晚50年，比日本晚30年，比英、澳、德等国家晚20多年，但是从速度上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加速”特征十分明显，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美国用了30年、英国用了26年、日本用了23年、德国和澳大利亚用了10年，中国只用了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到50％，美国用了40年、德国用了26年、英国用了25年、澳大利亚用了22年、日本用了20年，中国只用了17年[14]。 另外，从科研规模来看，世界高校科研产出呈现明显的加速现象。一方面，20世纪以来，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知识更新速率加快的时代背景，不断驱动高等教育系统加快科研发展速率，以适应甚至引领时代和社会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内部以科研为重心的绩效管理和评价机制，也促进高等教育系统科研规模的加速扩张。迈克尔·吉本斯等学者在以欧美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述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过程中曾提到，“从高等教育体系中涌出的潜在的知识生产者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并且会持续下去”，而且这种趋势是“国际性的，也似乎是永远不可逆转的”，必然导致科研生产边界、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张[15]。此外，在许多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其高等教育科研规模扩张的“加速”特征同样突出，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例，在科研人才储备方面，从2010到2021年，中国研究生毕业数量从383600人增长到772761人，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8987人增长到72019人，科研人才输出规模近乎翻倍[16]。在科研成果产出方面，2016年中国科研发文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中国发表论文数再创新高，全球占有率达21％，此时美国仅占17％[17]。可见，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在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发展方面，规模的加速扩张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