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3)06-0125-15 一、问题与文献 口述与文字的关系不仅是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维度，帮助我们思考人类从无文字社会走向有文字社会的过程中，人们文明的形态变化及其可能面临的危机；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反思以口述史为方法的学术研究的优势和局限。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在198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他们是当代社会记忆研究的集大成者。其对人类记忆问题的探究转向文化视角，事实上是从记忆视角回应了上述提出的两大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省思构成本文的主要任务。 阿斯曼夫妇提出文化记忆理论的缘由之一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研究传统的有限性，他们认为哈布瓦赫关注的是交流记忆，这种记忆建立于个体回忆之上，时长不超过100年，关注的是记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性基础。而文化记忆则有文字等符号作为载体，时长可达几千年之久，其所关注的不限于社会的功能。文字符号是文化记忆的一个重要载体。即便在今天，文字在形塑社会价值和个人意义感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扬·阿斯曼所说，学习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它是把自然人教育成文明的社会存在的媒介①，文字本身具有教育意义，对久远年代留存下来的文字符号(文化记忆)的探究也具有教育意义。每个社会的样貌不仅取决于它对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也取决于它怎样看待过去，在这里记忆几乎可以等同于人们的社会理想。文字若无法发挥教育功能，情形如同歌德所说，“那些从三千年的学习中，都不能得出结论的人，日复一日，活在混沌和黑暗中，毫无知觉”。②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笔者认为，赫尔穆特·勒瑟恩(Helmut Lethen)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观察到的如下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描述互联网渗透于一切事物、众声喧哗的当今时代对于价值感的找寻：“在如此混乱的时代，当传统的堡垒瓦解之后，道德失去了它的教化力量，行为规范需要建立起来”，以便人们能够区分什么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什么是属于别人的，以及什么是内部的、什么是外部的。行为规范要使这一区分变为可能，“人们要能从那些他们感到怀疑的地方找到信任，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③ 扬·阿斯曼在这种“浑浑噩噩”中看到一束光，这便是“文化记忆”。在一个社会中，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s)是有权威性的，阿斯曼称之为“约束性权威”。④尤其是经典文本，它宣称对全社会的权威，因为它定义和规范了这个社会的凝聚力，建构了社会团结的意义，给人们提供了归属感，且可以世代传递。它具有在不同世代均可再现的特殊品质，并以可辨识的方式维持着某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例如古埃及的玛阿特(Maat)文化记忆，在古埃及，它代表普遍和谐原则，这一原则在宇宙中表现为秩序，在人类世界中表现为正义。阿斯曼对古埃及一神教的确立过程的研究，实际上关心的不是这一事件，而是探寻一种宇宙观、一个有关起源的理论和一些根本原则的生成过程。目的是从历史的深处寻找文化的推动力，帮助当代人走出没有历史感的生活。⑤ 本文从口述和文字两类记忆的比较入手，一方面，试图回应当下口述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口述作为一种方法，它的优势是什么？相比于文字资料，口述史料的局限性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中找到线索。对文化记忆理论的省思有助于审视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的局限。 另一方面，本文试图沿着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视角，探寻价值多元时代何为社会稳定器的问题。毋庸置疑，人类在历史中经历过多次精神困顿、价值感衰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重要的是寻找前行方向，一些学者使用“往回找”的方法，探寻更久远的历史，他们认为把握根系，不仅有利于当下的清明，也便于看到未来方向。出埃及的犹太人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处境。扬·阿斯曼指出，在信心防线坍塌的时候，必须启用书面文字来发挥作用。《申命记》强调了用文字再现生活知识的重要性；对这些文字，人们只需“用心记忆”，并把这些知识(原则)认真传递给下一代。这是经文诞生的时代动力。也就是说，在传统断裂之时，人们亟需的是带给他们确信的文字，即规范性文本，或文本的经典化运动。文化文本建构了社会的意义世界，建构了统一感、归属感。它要求人们留意的不仅是字面的符号，更是“用心记忆”；对于文字的意义，不仅要从他们的口中说出，还要他们日日夜夜来思考它。⑥显然，对于犹太人来说，《妥拉》便具有这样的威力。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研究从文本入手，尤其是从较为久远的文献入手，但他要处理的是现世的问题。笔者的理解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基本目的在于：如何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确立一个普遍的价值，帮助人们走出迷茫，找到前行的方向。 随着时代变迁，旧有的经典被遗忘，确立新经典日渐迫切。那么，什么是新经典？如何建立它的社会合法性？⑦在大变局时代，不仅整个社会亟需一个价值准绳，也关涉个人的内在建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也可以在文化记忆的相关理论中找到启发。 本文试图从口述记忆与文字记忆的关系入手，进一步理解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这一工作的现实意义包括两方面：一是为了深入思考口述史作为方法的局限；二是为了在一个价值多元时代，探索社会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动力。 综观既有的记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脉络：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传统⑧、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开创的文化记忆研究传统⑨，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还包括保罗·康纳顿的记忆研究⑩，以及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研究(11)等。不过，就记忆研究的理论深度而言，首推阿斯曼夫妇和哈布瓦赫，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话。本文也是建立在这两个脉络之间的对话基础上。阿斯曼夫妇从时间的长短角度，将他们的文化记忆理论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之间建立了区分关系：文化记忆处理的是上千年的人类记忆，集体记忆则主要处理三代人之间的记忆。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扬·阿斯曼自己也提到过，哈布瓦赫的讨论有时会超越三代的时间长度，例如哈布瓦赫对耶路撒冷地形学的记忆研究。本文试图拓展对这两大理论脉络间关系的既有判断和分析，包括阿斯曼夫妇对这两种记忆的比较研究。哈布瓦赫处理的三代记忆与当下口述史研究方法中捕捉的实践记忆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是我们理解口述记忆现象的重要理论基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哈布瓦赫指出了建立于口述传统之上的记忆特点；而阿斯曼夫妇则提出了基于文字(符号)的记忆特点。从口述和文字记忆的区分角度，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哈布瓦赫和阿斯曼夫妇之间的理论关系，还可以从口头传统这一提法及其不断深入的讨论中，进一步呈现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当然，本文将重心放在了文字记忆对口述史的补充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