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3)04-0038-15 后人类思想在这个亦被称为“人类世”②的时代得到广泛传播，人类活动正在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足以改变世界。后人类转向呼应着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当代政治发展日益增强的公众意识，关联着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反恐战争”的风险和全球安全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关于非人类(nonhuman)、非人性(inhuman)和后人类问题的学术爆炸，这一忧喜参半的情况，也引发了争议性的公共讨论和文化表征。更重要的是，就本文而言，后人类困境迫使我们重思并熟虑人类主体性的状况，以及与我们时代的复杂性相称的伦理关系、规范与价值。这些问题也影响到批判思想的目标和结构，并最终影响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大学人文学科学术领域的制度地位。③ 在哲学上，“后人类转向”是由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和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交汇而引发，这两者可能有重叠，但指涉不同的谱系和传统。反人本主义集中于批判将“大写的人”(Man)④作为人类普遍代表的人本主义理念，而反人类中心主义则批判物种等级制度，推进生态正义。后人类理论表达了一种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共识，即不存在“原始的人性(originary humanicity)”[1]，只有“原始的技术性(originary technicity)”⑤。换句话说，“后人类的批判理论”一词标志着一种新型话语的出现，这种话语不仅是后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中心主义两大主流思想的高潮，而且是在一个更复杂的新方向上质的飞跃。⑥这一视角的转变也使批评论争远离了自198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哲学所明确支持的反人本主义，并开创了今天广泛传播的一系列不同的后人类主义观点。 尽管后现代主义论辩给后人类理论投下了长长的阴翳，但这两种思想运动却有很大的不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导致了道德和认知的相对主义，而后人类研究却是新基础主义的，它旨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重大内部断裂的世界中，重新确立主体性的概念和实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后人类的著述往往会遭致批评者们的膝跳反应，就像早期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所遭受的人本主义批判那样。⑦ 福柯(1970)宣告的“人之死”⑧，正式确定了认识论危机和道德危机，导致了人们对公认的人本主义⑨理想的反抗。人们质疑的是，那种继续将“大写的人”置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人本主义傲慢态度，更具体地说，是其隐含假设，即“理性”是人类独有的特权。“理性”，与主权和理性主义的理想相关联，被认为是科学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动机。然而，后结构主义者对基于启蒙主义的人之理想的拒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大写的人”的人本主义形象上，它还承认不可能以一个统一的声音谈论任何类别，无论是妇女、LBGTs⑩、土著还是其他边缘主体。它认为需要将新的重点放在所有类别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每个类别内部断裂的问题上。根据福柯的看法，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在主导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掩护下，也继续将欧洲思想主体定义为单一和霸权的，并赋予“他”(性别并非巧合)人类历史发动机这一王者般的崇高地位。 自1970年代以来，这一批评路线一直保持强劲的势头。在对人本主义的内在批判中，后殖民主义和种族理论家将欧洲人本主义的崇高主张重新置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暴力的历史之中。他们通过审视殖民历史和对其他文化的暴力统治，要求欧洲人为这一理念的使用和滥用负责，但并没有完全拒绝其基本的人本主义前提。对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好战轻蔑”，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揭露为“自我吹嘘，不是人本主义，当然也不是开明的批评”[2]。当今世界，许多非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模式正在发挥作用，例如布拉赫(Brah，1996)的流散伦理(diasporic ethics)(11)，它呼应了西瓦(Shiva)的反全球新人文主义(anti-global neo-humanism)(12)。从柯林斯(Collins)(13)到德鲁西拉·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3]，非洲人文主义或班图精神(14)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吉尔罗伊(Gilroy)的行星世界主义(planetary cosmopolitanism)也提出了当代批判性后人类主义的一种富有成效的形式。生态女权主义者着重指出，西方人本主义强调“大写的人”，自诩为万物的尺度，这与对自然的支配和剥削相关。他们谴责对科学和技术的滥用，主张采取更加和谐的方式，尊重生物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15) 当代后人类批判思想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但其依据的体系架构却不相同。批判性后人类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理论家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human)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而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术语，它表征了特权和权利的获取，与人本主义传统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相联系，因此，他们强有力地介入了这场辩论。被置于“大写的人”的普遍模式中的标准正是因其偏颇而受到批评。(16)事实上，所谓的普遍的“大写的人”，是男性化的、白人的、城市化的、讲标准语言的、异性恋的，被铭刻在一个生殖单位里，并且是一个公认政体的正式公民。(17)如果说这一批评路线还不足够的话，“大写的人”现在也被要求承担任务，并回到其作为人类(anthropos)的物种特性，(18)也就是说作为等级制度、霸权主义和普遍暴力物种的代表。其独特性正受到科学进步和全球经济问题的共同挑战。 后人类不能被表述为一种新的普遍性，这不仅是因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所做的根本性批判，使得普遍主义失去了很大的吸引力，而且还因为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或同样的程度成为“人”的。因此，从方法论和政治上来说，对我们中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为“人”的，后人类方法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的仔细绘图。我的方法结合了福柯谱系学与女性主义的位置政治，为构建我们“成为人”的多层次、复杂的权力关系提供具身的和嵌入式的描述。制图方法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都纠缠其中的权力关系网的政治基础和理论依据的描述。(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