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23)03-0016-35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中国问题》出版于1922年年中，那时距这位英国哲学家结束其为时九个月(1919年10月至1920年7月)的中国之行，还不到一年。哲学家梁漱溟(1893-1988)在1972年国庆前夕特地写文章，赞扬这位“英国哲人”在半个世纪前对“我国的光明前途”有不凡预见。① 毛泽东(1893-1976)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1940年年初；它先是在延安的一个演讲，后刊于延安的一家杂志。哲学家冯契(1915-1995)在1994年谈到其思想历程时说，“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前者回答了“抗战向何处去”的问题，后者则“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②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问题》这两部作品发表时间相隔近20年，作者身份更有巨大差别，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相互解读，这种相互解读会带来哪些独特收获，这是本文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一、《中国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之间的相互解读，如何论证？ 对罗素《中国问题》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作相互解读，至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两本书都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共有十五节，第一节的标题是“中国向何处去”。③而罗素的《中国问题》共有十五章，第十五章的标题是“中国前景展望”。④ 第二个理由，两本书不仅都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都把“中国向何处去”当作“世界向何处去”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论》专门有一节讨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正文里，作者觉得在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之下，仅仅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还不够，还应该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⑤同样，《中国问题》在第一段就说：“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⑥ 第三个理由，是两本书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都重点讨论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先是毛泽东应延安一个文化团体之邀做的演讲，后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它在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时，重点讨论了文化问题，以及文化与经济及政治的关系问题。同样，《中国问题》也认为中国问题約核心是文化问题：“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一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一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中国问题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⑦ 以上说的是《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相互诠释的可能性。但两本书之间的相互诠释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因为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做出了今天仍值得高度重视的论述，而对这种论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做了间接回应；尤其是，他以后几次重要讲话，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的论述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罗素对中国未来做的预测：“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⑧第二是罗素对中国未来表达的担忧：“在壮大国力、维护独立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变得足够强大，以强自恃，走上帝国主义道路。”⑨第三是罗素对中国未来的期望：“如果中国志于改革的人守中道、有节制，在有防御能力时就罢手不为，戒除征伐欲望，不去侵略外邦；如果中国在实现国内安定后，不去做强国硬塞给他们、一心只想满足物欲的活动，转而以自由之身追求科学艺术，建立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⑩ 似乎是回应罗素的上述论述，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时，就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1) 在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表达同样的意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反对大国主义，这更适合与罗素在34年前的中国论述放在一起理解。 首先是在1956年9月15日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2) 然后是在1956年9月24日接待出席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做了一个篇幅不短的主题为“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讲话。毛泽东对南斯拉夫的同志说，有人在宣传：“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13)针对这种说法，毛泽东说：“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14)在讲了一长段我们在国际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内反对大汉族主义以后，毛泽东说：“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15)毛泽东甚至更加坦率地说，“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16)为强调这一点，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同志说：“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