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代人类文明的演进，可谓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契机共生。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上，尤为需要我们回溯自己置身其中的文明，做出一种反思性的把握。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呼唤一个文明自觉时代的到来。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尝试对人类文明现象予以初步的历史性考察，追溯文明的原初意涵及其内在的关系和规定，以及它的历史展现形式，并从中得出某种判断，为理解人类文明当代演进面临的紧迫问题和它背后的实质提供一条可能的思路，为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提供一种可能的视角。 一、文明的自觉与人的自我中心化的扬弃 在东西古今的语境中，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理解存在种种歧异，也有其贯通之处。我们在探讨文明问题时，只能从中选择并确定一种有助于讨论主题的含义来使用。无论“文明”抑或“文化”(culture)，都可以写一部厚重的概念史，但本文的旨趣不在辨析概念，对它们的词源学关系不做繁琐考证，只限于文明或文化在历史中具有哲学意味的内涵及其对当代人类文明演进的某种启示意义。 《易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化成”，既有“文化”之义，也有“人化”之义，这意味着“文化”即“人化”。这一内涵恰好契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含义，即所谓“人本学的自然界”或“人化的自然界”。①这个意义上的“人化”，亦可理解为“人为性”，它同“文明”的内涵相通约。如果文化是人化，那么“人”又是什么呢？人通常又被定义为文化的动物。“人”只有通过“文化”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从而是其所是。因此，人与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释互诠的解释学循环。恩格斯说：“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②这意味着文明或文化对于人及其存在来说具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 一个民族所达到的“自我意识”，是该民族在文明的意义上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也只有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参照中才能实现这种自我意识。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在精神方面的最高成就是自知。但一个民族的真正成熟，关键不在于能力多么强大，而在于能否意识到能力的限度。因此，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人的自我中心化的扬弃构成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前提。 在文明的演化中，人的个体与类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黑格尔说：“特殊的个体与普遍的个体的关系”，表现为一个重演或再现的过程，所谓“普遍的个体”只有在类的层面上才能被表达。③恩格斯也说：“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④泰勒同样认为：“蒙昧人的智慧再现了儿童智慧的状态。”⑤这意味着人的个体的发展不过是人的类的发展的重演，反之亦然。先看人的个体层面。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揭示了人的个体在儿童期的自我中心化倾向，认为儿童在游戏中“所共有的象征性的思维本身总是把现实同化于自我”。⑥它所体现的自我的绝对性，表征为主客体的原初同一性。而这种自我中心化的“解除”，则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的同时确立。严格地说，这种“解除”是一种扬弃而非绝对的祛除。皮亚杰把这个过程称作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也就是参照系的彻底重建。主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的这种建构，亦即客观态度的形成，构成人的个体心理走向成熟的标志。在类的层面上，“人”一开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仅仅与族类观念有关，这说明在文明的初始阶段存在着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卡西尔说：“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⑦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的概念和对人的承认并不是与人类的出现同步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所谓“人”只是指本氏族的成员，氏族之外的人并不被看作“人”。⑧正如有学者所说：“某些原始部落或种族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其成员均采用‘人’这个属名，而把包括别的部落或种族在内的外部世界统统看成多少含有敌意的环境(按照现代说法)。”⑨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图腾崇拜”是早期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图腾(totem)本来的意思是“我的亲族”。人类在早期是通过“移情”把某个外在对象“偶像”化，以便从中分享它的力量。另外，“万物有灵论”观念在早期人类社会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它表明人类最早是把自身的性质投射到对象世界，对其作一种“拟人化”的处理，推己及人和推己及物。泰勒说：“万物有灵观包含着一些如此一贯地导致拟人化的观点，也就是：蒙昧人和原始人显然不必费任何力气，就能把连续不断的个人生命赋予那种非凡的人，这种非凡的人在我们的想象力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只要借助有意识的隐喻就能拟构。”⑩万物有灵论是通过类比方法确立的，但这种类比的根据和尺度并非源自物而是源自人本身，这无疑是早期人类自我中心化倾向的一种典型的体现。 人的个体的自我中心化及其扬弃，在类的层面上主要是以民族为单位被表征的，即民族的自我优越感和自尊情结及其克服。世界上诸民族在其文明肇始期，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自我中心化倾向。汤因比说：“以中国为例，中国人认为天底下除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之外，均非‘天之乐土’，而皇帝直接统治下的那片疆域便是‘中央王国’。”(11)《礼记》即有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礼记·曲礼下》)之称谓。其实，欧洲人也不例外。正如汤因比所承认的：“欧洲人已经把自己看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感到害羞。”(12) 值得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柔性智慧与自我中心化的扬弃内在相关，这意味着在文明基因层面就已内蕴着以“克己”为基本特征的自我约束取向，所谓“文明以止”。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明所采取的反身性姿态。应该说，中华文明很早就通过内在限制使自我中心化得到了某种扬弃。在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德性是优先于知识的。这一排序显示了道德优位的文化性格。罗素说：“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13)道德的诉求是一种内在性的反观，因为对人性的觉解和自觉把握构成道德意识的基础，所谓“为仁由己”。这正是孔子何以说“克己复礼为仁”的一个学理上的根据。这种克己的工夫，显示的是对自我的内在约束，也正因此方能达到“慎独”的境界。就此而言，中华文明的确带有早熟的特点。 “文明以止”和“人文化成”是《周易·彖传》在诠释贲卦时提出来的。贲卦由离下艮上构成，而离为文明，艮为止。孔颖达《周易正义》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这不仅体现“文明”的人文内涵，而且体现其内在约束所形成的张力。“文明”固然有其人为性特征，但它又固有其内在的约束。此番意思在明季学者何楷所作诠释中更加明显，他说：“止者限而不过之谓。一文之一止之而文成，礼以节文为训，即此意。”(14)其中显然有一种张力在。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在早期阶段就实现了人的自我中心化的扬弃。程颐把“文明以止”释为“止于文明”，而“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显然，“文明”与“人文”有其必然的对应关系。正如他所言：“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15)处于“文明”者，乃“人之道也”。可见，文明的本义就内蕴一种张力，其抑扬结构体现着中国先民智慧中的自我中心化的扬弃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