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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道德哲学因拒绝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实践智慧”(phronesis)闻名于世。在批判时期的经典作品中，康德对待“明智”(Klugheit)的态度看上去非常消极，明智命令式作为假言命令式与道德命令式作为定言命令式的关系是排他的。但随着学界对其非经典作品比如《人类学讲义》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论断对康德批判立场的全貌而言并不充分。“明智”作为实用命令式，并非仅仅是技术命令式，它可以被视为选言的，因而与道德相容，并非工具理性。康德对人类学的构想可以证成这一点。广阔的“明智”领域与判断力相关，目的论判断力和经验磨砺的实践判断力是我们沟通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理学的桥梁。
)则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献中专门处理了康德伦理学经典著作中的“主题亏缺”①[3]541。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一经典面貌导致了某种对峙：“要亚里士多德，还是要康德？”自20世纪50年代德性伦理学复兴以来，这种对峙就被不断重复和强调，据称它指向的是伦理学的古今之别②。丹尼尔·斯塔特曼(D.Statman)甚至宣称：“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之争。”[6]然而，这远非事实的全貌：我们可在康德的非经典作品中挖掘他对“明智”(Klugheit)的重视，再返回经典作品重新解读那些极易被忽略却十分肯綮的细节。对康德来说，“明智”虽然并不总与道德的要求相一致，但在目的论线索下，广阔的“明智”领域却承担着文明代际提升的任务，并最终朝向人类的道德实现。本文将论述康德的“明智”概念有助于我们澄清批判体系中技术与道德——尤其道德与现实的关系，而罔顾“明智”对批判立场的特殊意义是非常不明智的；同时，本文也将强调，康德对道德的形式主义奠基是一项重要性不可抹杀的现代事业，而恰当评估“明智”则有助于我们反思伦理学的古今之辨。 一、“phronesis”与“Klugheit” “phronesis”，实践智慧，也译为“明智”③，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具有悠久的思想传统。“phronesis”的词根是“phren”，指心或横膈膜，后引申为思想器官之意。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残篇中有为数不少的以“phren”为词根的动词、分词和名词，并在词义的使用中混入了“深思熟虑”“持重”和“审慎”等伦理性涵义。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所使用过的跟“思想”有关的词语“noema”“nous”“phronein”和“logos”，其中“nous”的使用逐渐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而同心和胸膜相联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8-9]。古希腊世界中对“phronesis”给出最系统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明确塑形了“phronesis”④：这种智慧是与静观的“sophia”截然区分的一种理智德性，它专门在实践领域起作用，是使得我们的好坏判断能够“适度”的杰出品质，从而使得我们的活动完成得好。所以，中文将其翻译为“实践智慧”。对属人的生活而言(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sophia”则引导哲学家过沉思的生活，是一种拟神的活动)，这种智慧是最重要的。在中文语境里，“明智”多指识人与自识的智慧，以及富有远见的洞识⑤。这两层涵义都有很强的伦理意味，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与康德探讨的“Klugheit”具有非常吻合的特征。因此，本文对“phronesis”采取“实践智慧”译名，“明智”则特指康德笔下的“Klugheit”，以示区别。 但事实上，拉丁世界在传播希腊思想的时候，用“prudentia”来翻译“phronesis”。已知较早的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论义务》，该书以已故斯多亚学派巴内修斯(Panaitios)的作品为基础而作。西塞罗，这位“让哲学说拉丁语”的“共和国之父”在此书中将“phronesis”与“prudentia”等同起来⑥。中世纪时期，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作为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杰出代表，对“prudentia”做了创造性阐发，并影响深远[11]。英语“prudence”的拉丁词源就是“prudentia”，而德语“Klugheit”的英译则是“prudence”。由此看来，“phronesis”和“Klugheit”在西方语言中是一脉相承的，它背后有深厚的思想传统。 但是，康德在探讨“Klugheit”时的态度却与亚里士多德有着不小的差别，与亚里士多德对杰出品质由衷的赞美不同，康德的口吻有所保留。尼尔森在其《道德与政治明智》一文中特别注意到，康德使用“Klugheit”一词时感情色彩经常是负面的，“这个德语词甚至暗示着一种非道德或不道德的狡猾，并且康德也经常将之等同于政客们的战略诡计和不诚实”[2]306，很多研究者借此认为“明智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并没有太大作用，因此对它的解释也并未被赋予很大的意义”[2]306。这种理解流传如此之广，在几部重要的康德哲学辞典的编撰中亦得见端倪：两部英文辞典中没有“phronesis”“Klugheit”或“prudence”的词条，鲁道夫·艾斯勒(R.Eisler)所编德文辞典中倒是有词条“Klugheit”，但一共只有4行，基本就是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16页关于“区分世界明智和私人明智”脚注的复刻，并提到了《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对“Klug”的一个使用，没有任何额外解释。汉语学界关于康德的研究也尚未将“Klugheit”视为一个具有稳定内涵的专业术语，所以没有统一译名，它根据上下文或被翻译为明智，或被翻译为机智，或被翻译为聪明，或被翻译为精明，或被翻译为审慎。这种晦暗的处理方式当然与康德对“Klugheit”看似暧昧的态度有关，却不利于理解的塑形，因为它容易导致我们忽视康德在众多非经典场合谈论明智时与其经典作品的体系性关联，以及康德的立场与古典伦理学传统的参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