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8卷第2期(总第30期)，第135—163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问题提出 面对霸权国扩张带来的外部威胁，选择组建联盟以制衡霸权国，是行为体的潜在反应之一。不过，行为体固有的认知局限会左右其策略选择，这种认知局限容易使个体夸大或低估对手的实力或侵略意图，进而影响其对外部威胁的评估。对外部威胁感知的差异会影响成员国的制衡意愿以及集体行动的协调效果，最终影响制衡成效。那么，同样面临霸权国扩张的威胁，起初具有相似条件的制衡联盟，为何有的能由松散制衡向紧密制衡转变，而有的最终未能实现这一转变？这一问题在理论或现实层面至少具有以下关切点：其一，关于制衡联盟的已有研究往往缺乏认知心理的微观视角，尤其是政治精英的信念体系或认知模式如何影响其战略判断，进而影响国际权力格局。其二，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关键行为体掌握什么样的信息，会影响其决策乃至整个局势的走向。其三，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驱动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内政治制度变迁等物质或结构因素。与此相对应的是，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时期的实践，揭示驱动制衡成效转化过程的认知动力机制，以弥合既有宏观理论在分析该议题时可能存在的微观视角盲区。 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制衡联盟的具体形式、目标及内涵也不尽相同。经典的联盟理论主张，联盟(alliance)是国家行为体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是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具有优势的威胁，进而确保自身安全的制衡过程。①显然，应对霸权扩张的威胁是国家间选择组建安全同盟以制衡的基本动力，为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至意在制衡霸权国的制衡国。同时，本文探讨的联盟是指应对霸权国的威胁而形成的一种制衡方式，而非有无制衡行为的问题。基于行为体的认知模式，本文将探讨联盟成员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及变化如何影响制衡意愿及集体行动的协调性，进而能否促使制衡机制由松散转向紧密，以产生特定的制衡效果。 二、文献回顾 本部分将梳理影响制衡成效的社会结构动因以及认知心理学运用于制衡联盟研究的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引出威胁认知这一微观分析视角。 (一)影响制衡成效的结构性动因 学界关于制衡的论述主要聚焦于联盟生成和管理的过程层面，对制衡成效的涉猎较少。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选择制衡的动机可能是多元的。对此，理性选择动机、结构条件以及观念规范等路径均做过相应的探讨。 理性选择动机为理解制衡成效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在非对称权力体系下，盟内成员国出于自主性动机选择制衡，或为了生存安全而追随、依附霸权国。②与“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不同，朴敏亨(Park Min Hyoung)认为，面临霸权威胁时，盟内弱国可能通过军备建设等方式同时提升自主性和安全，而不危及联盟的存续。③制衡往往存在一定的门槛，当霸权国过于强大时，一国选择制衡需付出高昂的代价④，由此更可能被迫追随；当不危及生存安全时，一国为获益最大化而主动追随霸权国的动机则更常见。⑤如果权力走势不明朗，两面结盟的现象并不罕见⑥，这尤其符合小国的策略偏好⑦。显然，行为体对联盟效用的预期⑧及在联盟中的议价能力⑨，都可能影响制衡效果。理性选择动机为理解一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如何进行理性决策，从而影响联盟的制衡效果，提供了必要的启发，但其线性逻辑假设并不符合行为体知觉模式非线性变化的实际情况。 此外，国家实力、地缘位置、制度安排等结构因素对制衡效果的影响，也得到较多的讨论。双方实力对比是决定称霸与制衡两股力量谁能最终胜出的基本条件⑩，而毗邻霸权国的国家可能因恐慌而选择制衡(11)。然而，实力、地缘这类因素具有明显的静态特征，在分析部分制衡实践的非线性变化(如战事胜利与失败交错)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学者关注制度结构对制衡效果的约束。当面临共同威胁时，盟内成员倾向于将合作制度化，以限制退出联盟的潜在行为(12)，如果缺乏制度约束，盟友仍是潜在的敌人(13)。这表明，国家间的制度约束是维持联盟运行的必要前提。学者对国内权力结构(如政体)是否影响制衡效果存在争议。兰德·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指出，两次世界大战前夕，内阁的脆弱性是导致英、法对德国扩张采取绥靖政策的重要因素。(14)一项基于北约和华约的比较研究发现，成员国的国内管理体制是导致联盟结局出现差异的初始条件。(15)不过，民主国家也可能为了反对非民主国家而联合起来，获胜后彼此可能成为相互攻击的目标。(16)对此，有研究分析了民主国家打破联盟协议的成本，发现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履行联盟协议方面并无显著差异。(17)这表明，民主制度并非影响联盟稳定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这类“软”因素同样是解释制衡效果的重要进路。中国古代“无德，何以主盟”的联盟道德观有别于西方联盟实践。(18)赵鼎新在分析观念规范如何影响制衡时指出，与东周体系不同，近代欧洲逐渐形成的“均势”观念对维持此后欧洲多国体系格局发挥了基础作用。(19)在东周诸国体系下，国家的行为逻辑根源于“大一统”观念，进而奉行兼并的战略；而西欧则在中世纪的多元化政治格局基础上生成了“主权”观念和“均势”原则。(20)“大一统”与“均势”观念对理解国际体系的演变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对具体制衡实践的解释力则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