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23-02-28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23.03.003 中图分类号：D815.5；E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23)03-0053-26 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问题源于如下困惑：如果复仇是战败国维护尊严、挽回声望与重建大国地位的第一动机，那么为什么有些在区域主导权战争中失败的国家会主动压抑或放弃复仇念头，或是表现为长期僵持对抗，或是表现为放弃重返大国序列并安于现状的隐退或中立，甚或是转而追随曾经击败己方的战略对手并积极成为其同盟中的一员？ 当前，对于大国间陷入周期性复仇战争的理论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区域主导权战争后，双方并非只能在复仇永动机中按照行动一反应模式，将宿敌的身份永远建构下去。因此，更明智的做法是运用逆向思维将问题倒转过来，分析为何有些战败国会主动放弃复仇，甚至会选择与过去的战略敌手结盟。而当我们思考为什么战败国会选择某种特定的回应方式时，就等于在问这一行为背后的激励因素是什么。这要求我们在逻辑同一性的前提下对研究对象行为选择差异化背后的机会成本进行分类讨论。 本项研究试图通过对战败国行为选择的类型化归纳阐释如下权力政治问题：相同的战败结果，却在不同政治条件下诱发战败国呈现差异化行为选择的逻辑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关于战败国行为选择多样化的微观理论。正如冰、水和水蒸气三态转换的原因是温度一样，战败国在复仇战争、对抗僵持、平静隐退与追随结盟之间看似迥然不同的选择背后，也遵循着同一套激励因素与因果机制，即双方力量等级是否仍在同一维度以及战败国周边是否存在牵制其力量投送的其他战略敌手。上述两个变量的不同组合，演化出战败国行为选择的四种基本类型。 对于战败国来讲，复仇与追随——看似水火不容的行为选择——在因果机制上并不是对立的。作为同一原因的不同变体，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统合于同一套权力政治框架之内，以至于没有哪一面在缺乏另一面的情况下能够被完全理解。在该因果机制框架中，结构性要素与情势性要素两大自变量的叠加效应能够较好地将战败国复仇、对抗、隐退与追随四种行为模式的因果机制冶于一炉，并在案例比较的验证中呈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不仅能够完善既有的大国主导权战略竞争理论，更能够对我们理解、预判和重塑同周边特定国家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 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学界关于区域主导权战争之后的战败国行为选择出现差异化的原因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来自战胜国和约的宽大程度 该种观点的代表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它往往喜欢从外交政策角度提出“为何普奥战争后，普鲁士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朋友；而普法战争后，德国只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和平”这类问题。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通过对比研究认为，当战胜国与战败国在和约缔结时表现出审慎、友善、克制与宽大时，往往会降低后者的被剥夺感，缓解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能够减轻其日后发动复仇战争的动机，甚至可能赢得未来的友谊。相反，当战胜国与战败国在和约缔结时表现出贪婪、冷漠、傲慢与粗鲁时，则可能会因伤害到后者的民族自尊而埋下愤恨与复仇的种子。宽大的条约往往能够带来长久的和平，而苛刻的条约则像一座建立在火山口上的纸糊的大厦，只能意味着短暂的“休战”。这种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和平极其脆弱，一旦战败国恢复了力量，就会迫切寻求推翻屈辱性条约的枷锁并发动雪耻的复仇战争。① 来自胜利者单向的宽宥是否会换来失败者感同身受的谅解与合作呢？不一定。因为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战胜方中国在战争结果上对印度推行的礼让与友善早就该赢得对方的友谊了。就算1871年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没有让法国经历羞辱的镜厅建国、割地与赔款，作为几百年欧陆霸主的法国，只要实力和外部条件允许，仍然会寻求通过一场复仇战争来挽回权力声誉并重新攫取欧陆主导地位。同理，虽然奥匈帝国在普法战争期间保持了中立，但也绝不是因为感念俾斯麦曾经的善意与宽大。事实上，奥匈帝国一直在准备复仇战争，只是由于普法战争爆发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力挺其舅舅——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Ⅰ)——并向哈布斯堡王朝发出一旦后者加入法国阵营作战，俄国就出兵30万支持普鲁士的警告，才使得维也纳在最后时刻放弃了发动复仇战争的机会。② 这种从外交政策角度推演的还原主义研究方式——在古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中均十分常见——体现了“从结果反推原因”的思维误区。它将战胜国分为“自我约束型”和“贪婪榨取型”，并假定前者会带来长久和平，后者会诱发新的冲突。③其逻辑误区在于将必要非充分条件等同于充要条件。战争胜利者的宽大友善是双边关系修复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它仅仅是一种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战略敌手之间的和解——作为一个双向奔赴过程——仅有胜利方的友善是不够的，失败者对双方相对力量等级的认知以及是否还存在其他方向上的敌对力量，才是决定上一轮战争失败者在新一轮博弈中策略选择的根本因素。如果战败国认为自身与前战胜国之间仍然构成势均力敌的博弈主体，那么在实力并不悬殊的情况下，即便没有物质上的压榨，战败国政府也不愿拱手放弃通过发动复仇战争而重拾地区主导权和国内外声望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