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日本与印度的关系不断升温，其中海洋安全合作是两国的重点合作领域。2000年，日本时任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伙伴关系”。2006年，日印关系被提升至“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两国交换海岸警卫队合作备忘录，海洋安全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08年，两国发表《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正式确立了印度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年度会谈机制、两国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演习与对话机制。①2011年印度国防部长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决定日本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开展联合军演。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担任印度总理，2015年日印关系被提升为“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同年，日印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建立，日本正式参加印美马拉巴尔海上军演。此后，在海洋军售、联合生产、海军技术合作等领域，日印也不断加紧合作进程。 海洋安全合作既是日印友好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是两国实现各自战略意图的重要平台。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陆上邻国与海上邻国，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将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极大影响。因此，以海洋合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日印进行海洋安全合作的过程与动向，有利于更好把握日印关系的内在动力及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有关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文献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是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海洋联合军演、国防装备及技术合作、海洋安全对话机制等。②第二是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四点：两国具有所谓的共享民主价值观与集体身份认同，这为海洋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日印均有应对“中国威胁”的需要，通过合作两国将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两国在实现地缘战略野心、维护海上生命线安全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印太”背景下印美关系的走近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实力的相对衰退促进了日印海洋安全合作。③第三是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对日印及中国的影响。对日印来说，海洋安全合作将给两国带来巨大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日印合作将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加剧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围困，导致中国周边如东海与南海的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④综合分析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既有研究重点关注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原因及影响，缺乏对两国海洋安全合作过程的探讨。第二，有关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成果多是给予日印相同的研究权重，缺乏侧重点。事实上，在两国合作中，日本一直都是合作意愿更大的引领方。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日本，探讨2006年以来日本沿着安全化路径推动日印进行海洋安全合作的具体过程。 二、安全化与价值观的安全化 著名学者巴瑞·布赞认为，物质基础、制度形式、国家观念是构成国家的必备特征，只有以上三个特征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国家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⑤其中，物质基础属于传统的现实安全范畴，国家观念决定了国家存在的目的与意义，是国家本体安全的内核。国家的本体安全是指一国在实践、心理和价值层面追求稳定的身份，目的是确保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持续的“存在”。⑥其中，以支撑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制度紧密相连，是国家观念的基础，更是本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国家所属的意识形态及规范性秩序受到挑战或者中断，国家就可能会陷入与现实安全所强调的国家消亡和民族泯灭一样的境地。⑦当今世界，美国自诩为国际社会的道德楷模，致力于维护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认为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保障。⑧此外，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国还越发强调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并将中国设定为威胁“普世价值观”的敌对“他者”。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家公开的自传体叙述，还是对重要“他者”的再现建构，上述行为均是国家维持本国特殊国际身份的体现，能为其带来本体安全感。在此过程中，以话语分析方法为标志的价值观的安全化，正是美日等国追求本体安全的主要手段。 (一)价值观的安全化 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和赛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倡“以言取效”，意思是言语不仅可以描述既定现实，也可以用来实施某些行为。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本质上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社会行为体使用言语策略，将某些社会问题描述成与安全存在联系的“存在性威胁”，从而把该“存在性威胁”从“常规政治领域”推向“安全领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最终获得采取“例外措施”的特殊权力。⑨也就是说，安全化理论下的安全是一种话语行为及自我指涉的实践。⑩据此，安全化也要经历从“观念安全化”到“行动安全化”的过渡，身份塑造与话语建构是其中的关键环节。(11)安全化理论的核心就在于理解建构一个共享的、对特定安全问题的集体威胁感知与反应的全过程。(12)此外，作为最基本政治实体的主权国家，是安全化理论的基本研究对象。主权国家的生存问题是安全化研究的重点。(13) 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观维度主要思考如何让国家对内提高凝聚力、对外扩大国际信誉，是国家利益的“牵引力”，(14)也是安全化的重要标的物。根据安全化理论，价值观安全化具有以下内涵。第一，价值观安全化关注的是国家层次的安全问题，国家既是其建构的存在性威胁的自然指射，也是施行价值观安全化的安全化主体。第二，国家需要利用话语策略刻画作为国家生存威胁的价值观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以获得公众或权力精英等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其具体体现为国家有意识地将国际社会分成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主动突出、夸大价值观“异质”国家对共享价值观国家的安全威胁，从而区分敌我，拉拢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合力围攻所谓的意识形态敌对国。第三，价值观安全为安全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但国家并不能完全脱离军事、经济等传统安全议题来空谈价值观问题。价值观安全化的流行，更大程度源于传统领域的安全化政策无法满足一国实现政治目的的基本诉求。据此，国家将上述传统议题包装、嵌套在价值观安全的话语逻辑中。相比传统议题的安全化，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观安全化既能为国家维护本体安全提供有效支撑，也能为采取例外措施争取更大的“国内法理”和“国际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