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2120/bjutskxb20230213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国家通过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以期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制度变迁的历程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汲取工业化发展所需原料，我国建立起重工轻农、农村供给城市的二元经济结构，并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稳定性，由此形成城乡二元“分治”局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解体，城乡呈现“融合发展”的态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从全局出发，致力于建构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和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此同时，以大数据、5G、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变革，形塑新的城乡治理模式。“数字社会”背景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技术为城乡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物质基础。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面向。因此，在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通过数字治理机制创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当前我国学界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 何为数字治理？有学者认为是将现代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融合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意味着政府权力由机构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的转变，体现政社互动的内在要求[1]。在乡村治理研究场域，沈费伟分析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认为应从理念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治理创新四个方面提升乡村数字治理绩效[2]。佟林杰认为乡村数字治理存在资源禀赋不足、历史欠账较多、表达失语、基础设施差、应用水平低等问题[3]。在城市治理研究场域，吴结兵分析了数字化对城市社会治理的赋能逻辑，并以嘉兴市数字治理为案例进行研究，归纳出嘉兴市数字治理的实践经验[4]。陈水生分析了城市治理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动因，通过价值、制度、技术三个层面解读了城市数字治理的内涵体系，最后提出数字化转型的构建路径[5]。在流动社会治理场域，向玉琼系统梳理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并提出从流动性情境来完善数字治理的主张[6]。在危机治理研究场域，秦燕等学者研究认为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7]。可见，技术的进步推进社会治理变革，也促进公共治理研究范式的转型。 从已有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来看，学者较少关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数字治理”问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城市和农村腹地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城乡之间已经发生各种融合[8]。基于此，本文将数字治理研究置身于城乡融合发展视域，系统阐释数字治理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是如何技术赋能的，通过梳理数字治理面临的多重困境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促进城乡善治。 二、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的价值意蕴 (一)资源整合：数字技术赋能服务提升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建构社会治理的新“场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人口流动性增强和人户分离占比扩大对社会治理有效提出了新挑战[9]。传统“属地管理”和“籍地管理”模式在民生服务方面面临重大挑战，而数字治理能够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城乡统一、部门联合的治理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从运行机制上看，数字治理突破了社会治理的时空局限性，实现公共事务的异地办理和线上办理，减少民众办理业务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大幅度提升服务的便捷性。同时，数字治理打破了各职能部门间的业务边界，改变过去“一事跑多地”的复杂办事流程，实行“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信息平台的搭建可有效防止部门之间推诿塞责的“踢皮球”行为，实现碎片化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本文调研发现，浙江省创建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围绕“一张网”的建设目标，推动“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整合和联动协同，实现全省政务服务一站式办理。同时，让“群众跑腿”变为“数据跑路”，让民众去政府办事从“多头跑，反复跑”变为“最多跑一次”。以“服务提升”为宗旨的数字治理能有效化解城乡流动情景中的“异地困境”和“繁琐困境”，为农民进城、人才下乡等要素的流动创造友好的接纳机制，增强了城乡对于流动人口的接纳性和包容性。 (二)精准捕获：数字技术赋能治理有效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面向，也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社会治理面临着价值融合中的有效市场培育、空间融合中的关键区域转型、要素融合中的改革政策落地和社会融合中的治理机制优化等问题，且每个问题都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数字治理的出现充分发挥了大数据精准识别的功能，能够对百姓诉求进行精准捕获，实现服务供给和利益需求的有效衔接。在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进程中，城乡人口异质性显著增强，相应地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复杂需求，倒逼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变革治理方式，实现科学化和精细化治理。通过数字技术能够实现对复杂需求的精准捕获，从而确保治理的有效性。一方面，数字技术拓宽了各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渠道，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施策效果、洞悉民众需要；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民众需求的快速发现、快速响应、快速供给，甚至预知、挖掘各主体的潜在需求并进行满足。由此，数字治理依托信息化手段，使政府形成了“被动+主动”的社情民意感知方式和“精准+科学”的社会诉求响应方式，显著提高了民众的幸福感和政府的公信力。例如，湖南岳阳搭建的“群情通”平台使居民通过微信就能反映诉求、提出问题，畅通、简化了民意表达渠道。工作人员借助数字平台每天能够通过“巡群”及时发现群众的问题与难处，实现社会态势“一网感知”和民众诉求“一网打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