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进共同富裕的大数据治理的概念意涵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解决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关键举措，因而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①。一些重要数据也证实了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收入差距来看，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已达0.465②，上海市人均收入位列全国之首，约为甘肃省人均收入的3.63倍；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的行业最高值约为最低值的3.86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6倍③。从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来看，2020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均资金补贴额差距达到了2.50倍，北京市和上海市同比甘肃省人均养老机构床位分别增长了2.93倍和2.82倍。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区域发展、人群和城乡的贫富分化以及机会不均等问题较为突出，亟需通过机制建设推动实现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基于海量信息的汇集、运算和统计的大数据治理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武器，其精准识别、实时监测、常态化帮扶和科学决策的能力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④、精准获取公共服务需求，从碎片化治理转向精准治理，提高供给质量⑤创造了可能性，因此围绕其在新时代的概念内涵展开解构，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大数据治理在共同富裕实践中的使命价值。 (一)大数据治理在共同富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共同富裕意味着收入分配公平、机会均等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⑥，其实现路径是在高质量发展和资源可承受的前提下，利用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与基本公共服务递送体系来缓解贫富分化和机会不均等⑦，从而促进区域间、人群间、城乡间机会均等地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⑧。共同富裕在现阶段的主要着眼点是“提低”⑨，即以7000万左右的兜底保障人口为重点、以处于底层收入维度20%的人群为扩展，通过持续优化以税收为主的分配效应、强化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再分配效应以及发挥以公益慈善为主的第三次分配效应来妥善改善他们的增收能力、机会获得状况和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水平⑩，在“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11)的同时坚决维护社会的底线公平。 大数据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云计算”“互联网+”“可视化”“智能终端”“智慧城市”等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对社会治理进行技术赋能，通过突破信息壁垒来形成关键信息组网，构建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型公共治理体系(12)。大数据治理模式在打破以往以样本数据推演总体的小数据治理模式的同时，还能够实现数据共治的全域观、数据挖掘的主体性、数据分析的结构化、数据决策的精准性和数据共享的安全感，从而使得信息系统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类行为的数字化、数据流动的实时化和决策执行的智能化等社会形态变迁规律(13)。我国近年来从政策层面强化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战略部署，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14)，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促进共同富裕的大数据治理的内涵、目标与技术要点 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过程，“等不得，也急不得”(15)。这决定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统筹兼顾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要和现阶段的国情国力，以最主要、最迫切的民众诉求作为共同富裕实践的重要目标。然而，当前低收入群体表现出的三重特征仍然深刻制约了其治理效能。一是低收入群体的减贫压力依然较大。低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人群的差距拉大易导致相对贫困率上升，我国未来一个阶段低收入治理仍然面临挑战。二是低收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较高。我国低收入群体中既有收入提高后的原脱贫攻坚人口，也有原来就高于绝对贫困线的相对贫困人口，还有已脱贫但易返贫人口，他们在贫困程度、自主脱贫能力等方面存在广泛差异。同时，低收入群体中既有迫切面临增收问题的人群，也有支出型贫困人群(16)，他们在帮扶诉求上也各不相同。三是低收入群体的致贫原因较为复杂。部分人口是由于劳动禀赋及创收能力造成，部分是受思想观念的局限，亦有相当比例的低收入群体与区域性、结构性的分配失衡有关，这使得共同富裕实践必须统筹协调宏观与微观、“扶智”与“扶志”的多重治理任务。上述低收入治理过程日益表现出的艰巨性、多元性、复杂性趋势，为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个体全域信息的实时抓取、精准分类和科学施政提供了潜在的建设空间。 基于低收入群体的三重特征，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必须在技术上回应好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高质量的数据共享是实现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的前提，在技术上持续强化部门间、层级间、区域间的信息协同，有效链接民政、人社、公安、教育、税务、住建、金融等部门的关键民生保障信息，对于从复杂的低收入群体中准确甄别待保障对象极为重要。二是如何实现数据的监測预警。高效的监测预警能力是发挥大数据治理效能的关键，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不但需要破解收入、财产、支出等关键信息度量化的难题，而且需要准确反映死亡、疾病、灾害等主要家庭信息变动而导致的风险变化，由此确定的保障对象及帮扶手段才能比传统的家计调查更具时效性、可信度和说服力，以从根本上降低社会对“福利平均主义”和“福利过度社会”的担忧(17)。三是如何实现数据的资源引导。资源引导能力是应对低收入群体不确定现代风险的基础，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妥善帮扶必须打破以往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的制度区隔，脱离原有的碎片化管理手段而凝聚成为可调配各类社会资源的综合帮扶体系，最大程度降低低收入群体致贫诱因。四是如何实现数据的决策应用。决策应用能力是展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窗口，现代社会治理只有真实地反映出低收入群体的真实样貌、风险特征和帮扶需要，其生成的信息才能够为待保障对象的资格认定、标准核定及帮扶方式提供强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