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生物安全立法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73/77.512.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3)03-0039-0025

       俄罗斯生物安全问题最早可追溯至苏联时期。苏联解体后，为处理苏联时期一些生物安全历史遗留问题及新问题，俄罗斯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法规，2020年《俄罗斯联邦生物安全法》正式出台，从制度建设、科技提升、周边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展开相关实践。通过梳理转型以来俄罗斯生物安全立法及实践可看出，生物安全问题不仅与苏联历史相关，也与当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紧密相连，生物安全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新冠疫情暴发后，俄罗斯学界围绕生物安全进行的研究明显增多，既有对苏联时期生物安全政策的讨论，也有对俄罗斯联邦政府有关法规的分析与阐释，同时，针对部分周边国家的“美国生物实验室”建设情况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在展开，有文章专门介绍俄罗斯生物安全措施和立法，或者将俄罗斯生物安全政策与欧美国家生物安全政策做比较。本文主要对俄罗斯生物安全的立法背景、主要立法内容及其实践活动进行梳理与阐释。

       一、转型以来俄罗斯生物安全主要问题

       生物安全(英文：biosafety，俄文：биобезопасность)一词在国家安全学、国际关系理论、生物学等学科领域有不同定义。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情况说明中将生物安全描述为“分析和管理对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构成风险，以及相关环境风险的战略和对策”①。俄罗斯著名病毒学家根纳季·奥尼先科指出，生物安全议题广泛，如今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结合俄罗斯联邦相关法规，他认为，生物安全是一套旨在保护人类、相关从业者和环境免受生物病原体影响的生物医学、组织和工程技术措施手段②。也有中国学者把生物安全基本概念概括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及生物技术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与利益的状态和能力”③。在本文中生物安全概念主要指后一种理解。

       俄罗斯对生物安全的理解以本国利益和立法规范为基础，前提是遵守两项生物安全的主要国际法规：一是1925年国际联盟通过、1928年生效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也称《日内瓦议定书》)，这是人类社会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首个重要国际条约，呼吁“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④。1927年12月，苏联宣布加入《日内瓦议定书》，但有部分保留。二是1972年由苏、美、英等国牵头，联合国通过，1975年正式生效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是首个与禁止生产生物武器相关的多边裁军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一条规定，各缔约国担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发展、生产、储积或用其他方法取得或保留非和平用途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剂，以及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类用剂或毒素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投送工具⑤。1975年，苏联政府接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着手落实。1992年，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联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计划，并签署《生物安全议定书》(《Протокол 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对“因使用生物技术而产生的、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生物体加工和跨界转让”做了明确规定⑥。2000年底，俄罗斯联邦通过法律，宣布取消部分保留权，俄罗斯将完全遵守《日内瓦议定书》⑦。自此，《日内瓦议定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成为俄罗斯生物安全遵循的主要国际法规。

       独立之初，俄罗斯生物安全状况比较复杂。在国内，冷战时期苏联进行生化实验，导致病毒泄漏、传染病传播、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等情况⑧，加之苏联解体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无力向生物技术领域投资，形成了基础设施破坏、设备老化、人才大量流失、传染病时常发生的局面。普京执政后进行治理和规范，健全国家生物安全法规，逐步恢复生物实验室。在外部，苏联解体之初，西方国家就开始介入后苏联空间的生物活动，在部分国家建立起“美国生物实验室”，如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阿塞拜疆的巴库、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等都建有中央参考实验室⑨，且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令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为解决后苏联空间的生物安全问题，俄罗斯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积极推动合作，希望实现信息、材料共享，并在国际社会力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监督机制落实，但由于美国与北约阻挠，俄罗斯的很多倡议落空。目前，俄罗斯生物安全状况可概括为“内部逐渐向好，周边日渐堪忧”。独立转型以来，俄罗斯生物安全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苏联遗留问题”带来的国内生物威胁

       苏联时期生物安全的“遗产”主要有两种体现：政府与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做斗争积累成功经验和形成健全医疗卫生体系⑩的同时，苏联生物实验、生物武器制造也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有学者指出，1925年夏，苏联红军组建军事化学局，开始生物实验，因为“苏联政府确信，西方打算把细菌武器作为对付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具”(11)。此后半个多世纪，苏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兹达里、咸海的复兴岛等地建立实验室，进行炭疽病、鼠疫、口蹄疫、霍乱等几十种病毒的研究和实验。1971年和1979年在咸海复兴岛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先后出现两次病毒泄漏事故，分别造成几十人中毒死亡，有西方情报机构称死亡人数达几百人(12)。此外，在实验地点附近还留下埋葬危险病原体的“牛墓地”(13)，不时引发疫情。这类生物威胁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在苏联后期不断被公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多被关闭或进行无害化处理。1997年，美国军方向政府报告称，苏联生物实验室已不复存在，充满危险病原体的“牛墓地”得到了保护(14)。不过，他们也认为，个别地方危险并未完全消除(15)。加上外来病菌传入，俄罗斯生物安全仍面临较大困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