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更好地理解眼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竞争的巅峰时刻(1890-1920)——的种种面相，而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恰好是美国在这一历史时期走向自由主义帝国的重要代言人之一。他的“第一篇纯粹地缘政治方面的文章”写于1890年，最后一篇写于1914年，“这一时期恰好与欧洲走向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吻合”①。若说马汉的著作为欧洲走向这一灾难做了舆论准备，也许并不为过。 1890年5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刚一面世，马汉上校随即给初入政坛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寄去了签名本。因为后者八年前的少壮之作《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1882)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海军实力与美国命运的关系问题。西奥多·罗斯福花了一个周末，“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了马汉的新作。他本来自认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现在他承认，马汉的著作拓展了视野，澄清了政权与海权、战争与经济、地理与技术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证实了海军在决定国家实力方面比陆军更为有效——合上书时，“罗斯福像变了一个人”。②仅仅一周后，马汉就收到了罗斯福赞不绝口的回信：“我可以坦言相告，您的作品是我所熟知的此类书籍中最为详尽、最具教育意义的一部概论。”③ 《海军对历史的影响》成稿于1889年秋天，美国海军部长本雅明·特雷西(Benjamin F.Tracy，1830-1915)当时正为将在年底提交给国会的海军建设年度报告费神，他的部下马汉的著作让他眼前一亮：美国海军建设应该从防御转向进攻。凭靠这一“崭新思路”，特雷西的年度报告成了“美国海军政策整个发展过程中最为有力的一份文献”。为了实现马汉“设想的[美利坚]帝国主义前景”，特雷西还成立了一个海军政策委员会(1890年1月)。按照这个六人委员会的建议，美国“立即开工建造各类级别的200多艘现代战舰”，尽管这时美国的“所有边境都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④。 仅仅数年间，马汉的海权史论就对世界大国政治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据说，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1859-1941)自称“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马汉上校的这部书，甚至“努力要把它背下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和第一章在1892年就有了日译本，日文全译本在甲午海战之后(1896)出版，销量可观，进呈天皇和皇太子获“御批”后销量再度攀升。⑤尽管如此，若要说德国和日本的海军强国政策是由马汉的海权史论推动的，未免夸张。事实上，海权论的真正教诲师是17世纪以来崛起的欧洲大国尤其英国的海外扩张。美籍德意志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虽然是经济学家，却有敏锐的地缘政治自觉。他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看到，英国的海军实力“掌握了每个海洋的钥匙”，“能够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关闭每个海洋和每条海上通道”——正是凭靠这样的海上优势，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实力才获得了全球支配权。⑥ 马汉的海权史论不过是把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这段历史变成了一种史论：“海权论”首先是一种教育美国公众的政治史学，它“从头到尾是对英国勇气、英国忍耐力、英国技巧和英国强权的一番辉煌颂扬”⑦。古希腊的雅典就有散文叙事体的政治史学，其目的是教育雅典城邦民。同样，马汉的海权史论作为一种政治史学，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教育美国海军军官，而更多是为了教育美国公众。正因为如此，就政治教育的德性品质而言，马汉的政治史学与古希腊的政治史学不可同日而语。 一百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我国知识界才开始关注马汉，其历史原因不难理解。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迄今仅仅把马汉视为现代海战史家、军事战略家——至多是个地缘政治学家。⑧这与马汉对自己的理解以及美国政治思想家对他的理解都相去甚远。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马汉的著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的弦外之音”，它们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马汉甚至“基于道德和宗教的理由”劝美国人相信，战争是上帝指导下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工具”，因而其视角“远远超出克劳塞维茨、约米尼以及其他军事著作家”⑨。 的确，除了著名的海权三部曲外，马汉还有宗教著作，他的基督教信仰与其海权史论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⑩尤其是，马汉还有大量在今天看来属于地缘政治学的著作，它们虽然无不是涉及国际政治态势的时论之作，却不乏历史哲学信念的表达。这些时论性的地缘政治作品同样带有政治史学特征，或者说以马汉自己的世界史观为基础。马汉固然首先是海军军官和军事教官，然后才是政治纪事作家，但他“总把自己看作是史学家，其次才是海军军官”。马汉写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灵感，就来自他阅读德国史学名家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的《罗马史》所获得的“顿悟”。1894年，当马汉得知自己被接纳为美国史学协会成员时，他顿时“喜上眉梢”。1902年，马汉因自己的作品广受公众欢迎而当选美国史学协会主席，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莫大名誉——“在美国人民当中，马汉比史学协会更为出名”(11)。既然马汉的著作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政治史学的角度而非仅仅从海权论的角度理解马汉。 一、海权三部曲中的美式现代世界史逻辑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问世后仅仅两年(1892)，马汉就出版了《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人们通常将他的这两部早期著作与十多年后(1905)发表的《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合称为“海权三部曲”。从军事史角度看，这种迄今流行的说法无可非议，但从政治史学的角度看，它很容易产生误导。如果我们把马汉的史书写作仅仅视为展示现代国家的海权争夺史，那就小看了他的抱负。马汉所理解的“海权”(Sea power)不是指某个国家像拥有某片陆地一样拥有有限海域的权利或在海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而是指大国支配世界秩序的权力。如他自己所说，“海权的历史”仅仅看起来“主要是一部军事史”，“从其广义来说”，它“涉及有益于使一个民族[国家]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12)。显而易见，马汉的根本关切是美国如何成为大国，这不仅需要唤起美国军人的意志，更需要唤醒美国公民的文明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