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3)03-0034-08 2022年11月30日，ChatGPT——一种基于生成式预训练转化器(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GPT)模型的巨量语言模型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ChatGPT成为一个现象级应用，其潜在的巨大价值在互联网领域引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可以实现以自然语言形式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引入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机制，凭借其出色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最先进的模型之一。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兴媒介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是为多元政治行动者所用的用以达成其政治目标的传播方式。[1]这里的多元行动者包括政党、政府、媒体、公民等。不论是哪种类别的行动者，从本质来看，政治传播都是具备主体性的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政治活动。[2]本文拟从技术演进的视角，探讨未来世界政治传播的走向，尤其是探索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政治传播中多元行动者参与公共性的政治活动的影响。 一、第五代政治传播的浮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模式演进方向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有一个论断：“媒介即讯息”。亦即，任何新兴媒介技术的出现，本身有“讯息”(message)意义。[3]任何新兴技术的出现，总是与一种新兴的知识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相互呼应。换言之，透过一个新兴媒介的技术属性，我们可以从中洞悉到未来的新世界以及新世界中人之存在的状态。如果说ChatGPT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兴媒介技术，那么，它具有什么独特的技术属性，这些技术属性带着什么样的新世界里的讯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解答“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的关键。 用一句话来概括ChatGPT这一新兴媒介技术：这是一个以对话形式、实现人机交互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凭此独特的技术性，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些未来世界的关键讯息：其一，未来世界是一个“更为民主”的世界。这一讯息反映在ChatGPT的技术属性中。ChatGPT以“问答形式”工作，其基本运作流程是用户输入问题——ChatGPT对用户问题进行分析——再以自然语言输出回答。其中，用户提出的问题，是ChatGPT生产信息的前提。这一技术特性反映出ChatGPT是一个高度，甚至极度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兴媒介。其二，未来世界是一个民众主动参与的世界。新世纪以来，全球民主规范正在从选举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转向。ChatGPT的技术属性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其通过“多轮对话”生产信息。ChatGPT为了向用户提供更拟真、更舒适的体验，允许用户在同一个对话框内进行持续性的对话，并且将对话框内的所有问题与回答视为同一个情境。这种机制称为“上下文学习”(in-context learning)，即通过分析上下文信息来准确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作出相应的回答。这说明ChatGPT是一个交互性极强的新兴媒介，这种交互性给出了未来世界政治将如何运作的强讯息。其三，未来世界是一个基于群体身份(identity)不同，而出现“离心多元化”的世界。这一讯息同样反映在ChatGPT的前两项特征中。高度的用户导向可能导致信息范围的恒定，高度的交互性可能导致用户偏好的恒定。就此而言，尽管我们身处信息过载的世界中，但是ChatGPT对于每一个个体用户而言却是高度“定制化”的，这一特点可能进一步加剧互联网时代以来的群体身份分化。 以上讯息，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所经历的颠覆性变革完全吻合。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新兴数字技术对传播受众持续“赋权”，一种颇为明确的新政治传播模式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政治传播新模式被概括为“政治传播的第四代”[4]，同时也被表达为“后工业社会的政治传播”[5]“媒介富余环境中的政治传播”[6]等。所谓“第四代政治传播”是基于政治传播技术演进理论提出的，从政治传播的前“三代”[7]发展而来的新模式。 这里借用政治传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所建构的著名的“5W”传播模式来解释新旧政治传播的区别。在“5W”模式中，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是一个“Who(传播者)—Say what(讯息)—In which channel(媒介)—To whom(受众)—With what effect(效果)”[8]过程。在拉斯韦尔的时代，政治传播由传播者主导，政治劝服诉诸权威机制，这也是拉斯韦尔本人在其经典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以“宣传者意图”作为传播逻辑起点的理由。[9]伴随着战争阴影的褪去，政治传播从战时宣传模式中脱身，与常态化的民主政治运作(如政治选举)相融合，专业的媒体人(如新闻工作者、广告专家、舆论顾问、民调专家等)在其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带来了政治传播的“专业化”趋势。[10]这个阶段的政治传播以“媒介”为中心。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政治传播实践逐步深入到以受众为中心的阶段，原本作为政治传播末端的客体翻转为政治传播链条的起点，且以积极身份参与到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来。总体来说，拉斯韦尔阶段是第一代政治传播，其特征表现为以传播者为主导，因此“大多从属于一个强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和信念”[11]。第二代政治传播以媒体为主导，面临着更为多变的选民，政党通过“专业化”进程适应电视时代的新闻价值要求。[12]自第三代以来，政治传播开始以受众为主导，专业化需求加剧、竞争性压力增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离心多元化等成为政治传播的显著特征。[13]“第四代”政治传播是“第三代”的延续，突出表现为公民的政治无效感、精英与大众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协商参与等新民主规范的浮现。[14]而今ChatGPT的出现进一步确证了一个讯息：政治传播的受众取向将进一步强化，这是当代政治传播“从以媒介传播为中心向以理解受众为中心的整套方式、方法与技术的转型”[15]的表现。这意味着政治传播中“宣传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等传统观念的消解或逐步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