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3)04-0098-12 一、结构与能动者：国家构成的社会理论渊源 如果说社会科学建立在现代社会理论之上，①那么政治学就是建立在现代国家理论之上，进而，如果说政治的现代性建立在国家的现代性之上，那么国家的现代性也就是其国家性。这是因为，与中国不同，国家在西方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的，国家在罗马帝国与天主教会的废墟之上崛起成为现代政治世界的支柱。因此，(现代)国家的构成问题一直是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②大致而言，这又分为应然与实然两端。前者侧重国家的性质、作用、目的和理由，即国家应该如何构成，国家“应为何物”。后者侧重国家的形成、建构、权力和职能，即国家实际如何构成，国家如何“是其所是”。国家的“应然构成”与“实然构成”问题，共同推动着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 国家的实然构成问题聚焦现代国家的兴起、发展、成熟与衰败。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奠定了政治理论家理解这一问题的经典范式。③作为一位世所公认的社会科学家，“国家理论学家”并不在韦伯的诸多学术头衔之列，他没有提出一种系统的“国家社会学”，也没有提出一种严谨的“国家政治学”，但他却给出了“政治科学”很难绕开的现代国家“元定义”，④强化了社会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的思想联系。 韦伯将现代国家视为用暴力维持对领土和居民之有序支配的政治共同体，无论“强盗国家”“福利国家”“宪制国家”还是“文化国家”，莫不如此。但政治共同体要想保持独立性，就要建立既能满足共同经济需要又能调整居民间关系的经济框架，这就需要某种“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共同体首先是决定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死与共的记忆共同体。但是，政治共同体的独特性，并非有权威要求成员为之牺牲，而是其权力持久存在于特定的领土、海洋(乃至天空)之上，既垄断着正当暴力的行使权力，也维系着判断暴力是否正当的法律秩序。⑤暴力是原始但基本的权力形态，政治共同体垄断正当暴力并形成理性的制度秩序，则是组织发生学意义上的演化结果，历经“前政治组织”“政治共同体”“军人职业共同体”“现代国家”四个阶段。“前政治组织”是第一阶段，此时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社会所需要的各项国家职能，由家庭、家族、邻里组织、乡村公社和其他志愿共同体等社会组织履行，包括：“制定法律(立法职能)；保障个人安全与公共秩序(治安)；保障既定权利(司法行政)；保障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及其他文化利益(行政的不同分支)；以及，组织对外来袭击的军事防御(军事行政)。”“政治共同体”是第二阶段，强制组织萌生，并从临时的联合发展成为永久的结构，通过军事力量和战争，谋求全面服从。“军人共同体”是第三阶段，职业军人群体兴起，将制造和维持战争及持有战争工具变成自己的特权，逐渐脱离并超越日常生活的约束，实现了自由的联合，又在永久性的地域共同体和政治组织形成后，获得了使用暴力的特殊正当性。“现代国家”是最终阶段，强制组织强大到足以禁止私人暴力进而全面垄断正当暴力的行使权，现代国家成为暴力之正当性的来源，也因此成为最高的政治组织，国家所适用的规则也达到正当法律秩序这个理性化的巅峰。⑥根据韦伯的看法，作为现代社会所必要的政治组织，现代国家既是决定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化共同体，也是并主要是垄断正当暴力及其判断标准的政治共同体。 1919年1月，已过天命之年的韦伯把政治定义为对国家的领导及其所受到的影响，并再次用国家的独特手段即物理暴力来界定现代国家。如上所述，在韦伯看来，没有什么职能是纯粹的国家职能，只有那些在特定地域上垄断正当暴力行使权的政治共同体，才是“现代国家”。就此而言，构成现代国家的最重要一环，就是行政官员与行政工具的分离：“现代国家是制度化的支配组织；它成功独占了疆域内的支配手段，垄断了正当暴力；国家为此把自身运行所使用的物质工具集中到领导者手中……；国家站在最高处，取代了他们的位置。”⑦但是，正当暴力终究只是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现代国家本质上仍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没有任何政治体仅凭暴力长久统治，现代国家的存续离不开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所声称之权威的服从。因此，探究现代国家的构成，除了关注支配的外在手段，还要考虑支配的内在理由，即被支配者在什么情况下服从、为什么服从及其心理学依据，韦伯正是由此提出了支配正当性的三种理想型(即通常所说的三种政治权威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这三种型态并非按时序相继出现，而是同时存在于所有时代，只是不同的时代侧重不同。国家站在最高处，既垄断物理暴力又垄断终极权威，现代国家由此成形。 韦伯秉持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视角，将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哲学与普鲁士德国的国家科学结合起来，融合了社会体系中的结构与能动者双重因素，建立了内在理由与外在手段的二元框架，这种对现代国家构成的组织发生学阐释，将德国大学所孕育的“国家科学”推上巅峰，给现代国家理论、现代政治理论乃至现代政治学涂上了韦伯主义社会理论的浓墨重彩。美国历史学者斯特雷耶的现代国家三要素说、⑧美国政治学者贾恩弗兰克·波齐的现代国家本质论、⑨英国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皮尔逊的现代国家八特征论、⑩美国社会学者托马斯·埃特曼的理性化官僚制国家基础结构论(11)都是韦伯式的理论。 韦伯以降，在现代国家构成问题上，现代政治理论透过不同视角聚焦不同侧面。制度视角和结构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国家如何站在最高处，垄断包括物理暴力和物质工具在内的外在手段，建立相对于社会分工的政治分工，形成相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威性、自主性；理性视角和文化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内在理由：国家如何建构权威的中立性，谋求支配的正当性，塑造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国家就此遭遇何种挑战，国家为什么并不总能站在最高处。它们共同塑造了现代国家构成的问题域，使之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