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3)02-0066-14 一、导言：文明多样性、文明自觉及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迫切性 人类的发展不仅是人类自身作为一种生命体在个体、群体乃至整体意义上的不断延续和繁衍，也是其作为一种生命体所创造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延续和发展。而这种生活方式，用更学术化的词汇表达，就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费孝通指出：“人类依靠文化而得到生存和生活。文化是一个民族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经过不断改革的集体生活经验。我们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能离开自己从小学得的文化。正如《西游记》里的孙行者自以为本领大，翻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终于发现翻来翻去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里。”[1]因此，人不仅是“生物人”或“生命人”，也是“文化人”或“文明人”。换言之，人类的任何个体或群体不仅是“生物”或“生命”的产物，也是“文化”或“文明”的产物。如剥离了附着在人身上的文化或文明，那人就和其他动物没有多少区别，也不能将人和其他动物以及文明人或非文明人等区分开来。所以，文化或文明不仅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形成“人兽分野”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成为文明人，将其与“野蛮人”区分开的根本原因。 在现代社会科学分析中，为了排除多种复杂要素的干扰，提高研究可能性和便捷性，提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复杂人”等诸多假定，这些假定为分析人类行为的特定现象和推进特定理论或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所有这些假定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人不仅是“经济人”等，而且是“文化人”或“文明人”。而且，由于这些假定都在单一西方文明背景下率先提出，要么本身都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认为无须特别强调文明属性；要么就在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普世主义”观念下，本能地认为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其他文明都是“野蛮文明”，并以西方文明作为判断“文野之分”的唯一尺度。这种“西方中心论”及其主导下的“文野之分”不仅保证了西方文明在全球文明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得其成了判断人类发展进步及文明与否的唯一标准。 可现实是，西方文明既不是全球的唯一文明，也不是具有完全“普世性”的文明。换言之，西方文明既不是人类的唯一生活方式，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从文明多样性的事实出发，即使自始至终坚持“西方文明中心论”、梦想要维护盎格鲁-新教文明世界领导地位的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不仅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多种文明，就是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明类型还包括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西方、拉丁美洲、非洲(可能存在的)等[2]。汤因比则认为世界上曾存在过21种主要文明[3]。而且，既然文明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不同文明类型也说明人类可以有不同生活方式，包括政治和公共管理生活方式。因此，费孝通指出：“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有如欧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都在接触、在碰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这是……应当能够开创一代新风气的时机。”“开创什么新风气呢？我想用‘文化自觉’四个字来表达。……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人文科学负有答复这一系列问题的重大责任。”[4]他还说：“19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人的自觉’，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人类开始要求认识自己的文化了。”[5] 因此，在文明多样性和“文化或文明自觉”的认知下，必须重新审视当前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科学，在全球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亦即费孝通所强调的“人文科学”[6])的发展中正式纳入文明维度，建设基于“全球文明多样性”和“文明自觉”的新型文明社会科学或文明人文社会科学。具体到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就是要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费孝通指出：“这是件艰巨而伟大的工程，需要多种学科的共同努力。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共同从各自已有学术基础上向这个‘文化自觉’的目标进军，合力形成一个新风气。”[7]本文重点提出发展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不仅因这是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而且因为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往往是人类不同文明竞争中最显著的要素或标志，并经常站在文明竞争的最前沿。这在当前国际关系的竞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强调，抑或是新近的中美竞争和俄乌冲突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费孝通强调的诸多文明社会科学中，优先发展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不仅必要，而且迫切。还需指出：这里同时讲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不仅因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同出一脉，拥有共同的学科基础[8]；而且因为在文明的视野下，二者更因共同的文明纽带而密不可分。 二、文明的定义、特点、要素和结构 (一)文明的定义及特点 在英语中，与汉语“文明”对应的“civilization”的词源是“civis”，原意是“城市居民”。18世纪后，该词又被用来指和“野蛮”相对的人类社会的高级状态(尤其是定居、城市和文字的状态)。张岱年和程宜山指出：“在世界文化研究史上，曾发生过一场文化Culture与Civilization的词义之争。法、英、美等国的社会学家在指称文化时，常常使用Civilization这个词，德国的历史学家则常常使用Culture这个词。”[9]但时至今日，和在中文中类似，在英文中，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不仅“文明”和“文化”密不可分，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10]，而且“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11]。 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传·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大意是“光明而有文采”的意思。近现代后，文明不仅常被等同于“文化”[12]，而且主要被用来表示“社会发展到较高和具有较高文化的”[13]状态。事实上，中文中文化和文明的现代意义，都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故钱穆指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14]张岱年和程宜山指出，西方研究的“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两种传统，“对中国文化研究者都有相当深刻的影响”[15]。例，受文明传统的影响，胡适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16]。这不仅指出文明的总体性，且将文化看成了文明在生活方面的具体化。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张申府则一方面说，文明与文化“在中国文字语言中，只可看成差不多与‘算学”与‘数学’一样，只是一物事之二名，或一学名一俗名。不必强为之区异。”另一方面又说，“或则顶多说，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之两看法。”[17]他虽着重强调二者的同一性，却也没完全否定二者的区别。张岱年和程宜山则在将“文明”和“文化”看作是“文化”的两种传统并将二者统一为“文化”的基础上，认为“文化总是既作为人类在人本身的自然及外部自然的基础上、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总和而存在，又总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而演化”[18]。这就不仅强调了文化或文明的总体性，也强调了其生活性和动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