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3)01-0036-10 一 引言 “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17”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这两篇内涵丰富、相互呼应的重要讲话深刻表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总领主线和成果产出，“三大体系”建设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和基础工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关切，锚定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是中国政治学人的历史担当。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对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的积极回应，是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努力，是传承中华文明基因的学术工程。首先，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地域性，其普遍性格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强。面对中国独特的发展经历与政治形态，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难以应对。其次，从现实层面看，非西方国家争取自立自强的政治斗争和反抗“学术殖民主义”的文化运动是相呼应的。一直以来，中国以知识移植为主的知识生产机制具有较强的西方化倾向，这意味着西方知识体系在竭力为我们设计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显然，这种知识生产机制难以匹配新时代的中国。最后，更深一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体系为了保持自身的导航能力，不断吸收和内化外来思想资源，进行自我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是为了保证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始终具有当代性的活力，而非突破这一文明的生存阈限，使其走向解构和消亡。[4]就此而言，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学术层面接续和活化中华文明及其当代形态所孕育的本土意蕴和独特基因。 与上述逻辑基本一致，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政治学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的破局，是与西方政治学霸权的对局，是阐释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努力。同时，中国政治学的独特属性也使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更具意义。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是顶天立地和经世致用之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本分。聚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学术能量，要求中国政治学提供自主性知识产品。另一方面，政治学是介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学问，这一特质为自主性和本土化知识的发掘提供了广阔空间。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也符合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从译介和学习西方政治学的基础知识，到运用其理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再到从中国治理的独特性中走向自觉自主，遵循了从学术积累到自主创新的规律。此外，正如罗伯森提出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e)，全球化过程中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互动是普遍现象。[5]同样，各国都在全球性和本土性之间探寻着政治学的自主发展之路。 本文首先对学术史上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关讨论和基本进路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生长点展开探讨，以期找到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优化的路径。 二 学界关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 对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讨论，最早可溯及近代以来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外来文化的回应，如体用论争。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学术经历大转型，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问题开始在处理“中西马”的关系上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特色”“本土化”和“文化自觉”等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化。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最高层面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主题和走向作出了结论。政治学也大致经历了这个过程，学界在一个时期以来对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讨是以其他表述形式呈现的，新时代的相关讨论则主要在建设“三大体系”的进程中展开，并在新提法明确后加速发展。 (一)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先声 在维新运动中初创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以西方政治学基本内容为主体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随着对西方政治学的进一步消化，学界也开始出现了本土化的探讨，并十分可贵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的知识创新。[6]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从意识形态和理论资源上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嵌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但是政治学学科在这一时期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学界对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讨论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等论题中展开。在恢复之初，奠基一代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即一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分析和解决中国和世界上存在的政治问题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学。[7]在研究方法方面，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理为基础，对国外的研究方法进行有鉴别地采纳，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8]由于中国政治学是在补课中起步的，故而其自主性的确立与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息息相关。有的学者看到，我们进行政治分析的参考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价值“辐射”过的，但是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离开这个逻辑便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因而要打扫自己的价值系统，[9]进而从引进走向建构，真正实现政治学的“中国化”。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有选择地应用西方政治学来研究中国政治，另一方面要用中国的政治实践去检验西方政治学的个别概括和理论框架，然后将中国的政治实践结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原理，去提出政治学上新的个别概括和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政治学。[10]随着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的相互给予更加深入，实现政治学“本土化”的主张日渐强烈，呼吁从我们的独特视角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现象进行考察，成为思想的生产者。[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