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应负有什么义务，①其宪法和法理基础为何？数字平台权力的崛起，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宪法预设？宪法如何约束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私主体？②以公民个体为重心的宪法义务规范，是否也为平台组织设定了行为义务？凡此种种，既是数字法治的基本法理问题，也是数字时代平台治理的现实问题。 平台治理是数字法治秩序的题中之义。数字平台既非互联网的同义词，也非单纯的基础架构，对网络空间而言，它常常意味着组织化冲击。③对数字平台的性质及其规制的研究，有助于在鼓励创新和合理限制之间保持适当平衡。④当前，全球对数字平台的治理及其规则设定，尚在探索之中。为了避免数字平台引发秩序冲击，研究者曾尝试阐明平台应当履行的具体义务，如信息保护、犯罪控制、数据报送、竞争义务，等等；⑤近来的司法实践，也从个案中“就事论事”地判定平台义务，而其结果也常有差异。⑥以上零散的分析论证，都指向了一个共同问题：数字平台义务创设的基本法理。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大论题。本文将尝试从宪法角度对此展开分析。之所以选择宪法视角，原因有二：第一，数字社会权力的兴起，对宪法理论和观念的预设，产生了实质影响，而这种影响尚未得到深入阐释。第二，在数字法治研究中，宪法视角与宪法机制是整体缺位的，而宪法作为根本法，却时常是法理的规范寄托之处。 一 数字平台权力的复合结构 对数字平台加以规制，已是一项共识。此前，“法律的缺位，一度助推了平台兴起”，⑦当下，则需要构建综合性法律制度，适当规制数字平台。所谓规制平台，主要指为数字平台施加义务。在法理层面，有待思考的问题是，数字平台为何应当承担义务。已有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在平台责任语境下，探究对数字平台的规制之策；⑧二是将平台资源的事实优势，作为数字平台义务的证成理由。就第一点来说，关于平台责任的研究，往往忽视责任、义务之别，从而错失研究焦点。责任通常指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之后，产生的不利负担，因此，若要寻其缘由，仍需前置性的义务视角。至于第二点，则是一种事实导向的义务判断。然而，仅凭资源优势，无法直接产生义务根基。这是因为，强力并不意味着必然承担更高义务，否则世界历史进步的动力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而言，在地位优势和义务分配之间，仍需某种转介机制。 转介机制的原理在于，义务的创设和权力的形成具有法理相关性。恰如论者所言：“合法化的公共权力的内核是法律义务。”⑨数字平台需要承担公共义务，但义务的基础，不能被简化为优势地位，而是源于复合的权力束结构。无论从法学来看，还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理解，权力主体都是多样的。在法学知识谱系中，若仅凭特定主体的嗣后意志，便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则可认为此类主体拥有(法律)权力。⑩从政治社会学来看，权力一般指支配社会关系的能力。类似论述，可见于韦伯、福柯等人的相关研究。(11)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国家虽是重要权力主体，但并非唯一主体。除国家之外，还有社会权力分支。 数字平台的权力，即为其中之一。就此而言，数字平台基于基础架构、数字资源、算法计算而形成的支配力量，可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力。曼(Michael Mann)也曾分析社会权力的来源，即组织(organization)、控制(control)、运筹(logistics)、沟通(communication)——组织和控制人、物及领土的能力。(12)很显然，在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叠加的场景中，以上要素的累积，也是平台获得权力的基本原理。 借助理论类比，虽能证成平台权力主体适格，却难以理解其生成逻辑，进而也无法明确平台承担义务的法理基础。在已有研究中，平台权力的媒介基础，(13)以及平台基础服务对平台监管的影响，(14)已引起学者关注。除此之外，在法理层面统筹内部、外部视角，明确平台权力的内在结构与具体逻辑，仍是有待讨论的要点。总体来看，平台权力的生成，源于三层赋权关系，并产生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类型。 (一)基于数字设施的组织化权力 数字平台的诞生，既是网络空间碎片化的写照，也是组织化的结果。从历史角度看，每当历史的力量由于某种新的突破而进入人类总体意识的范围里，历史存在的各种空间也会相应地改变自身。这就形成了政治—历史行动中的新尺度、新维度、新经济、新秩序。(15)这一认识原理，也适用于分析数字平台的崛起。数字平台之所以塑造新秩序，正因为它创设了新的历史力量：基于新型场域的组织化权力。在社会学中，场域可被理解为存在客观关系的网络(network)，而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源于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16)简言之，结构生成场域，场域内的力量差异形成权力，而权力等级塑造整体秩序。由此来看，数字平台拥有的组织化权力，也由两方面构成：其一，数字平台的基本架构；其二，差异的内部组织关系。 首先，架构作为数字平台的基础组织，是先定的、既存的权力来源。简要而言，架构和平台治理规则的关系，犹如宪制(the constitution)和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之间的关联。前者意指现存的事实结构状态，后者侧重于表达规范系统。(17)正如互联网的性质“是由它的架构设计来决定”，(18)数字平台秩序也受制于基本架构。原初的架构设计，也会决定平台行为的能与不能，进而规定平台活动的基本类型。一旦对架构予以调整，则平台行为的许可范围将随之变化，平台规则也需因时调适。就此而言，架构划定了数字平台的基本场域，已然成为数字平台的“基础规范”。在法律世界，“基础规范”乃“制宪者意志之表达”；(19)在平台世界，基本架构则反映了平台掌控者的意图。“谁控制了架构，谁就掌握了权力”的逻辑，在此得以显现。
